明朝大博弈（出版书） 第16节
三、天下大势
史可法不赞成福王朱由崧即位，当马士英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护送福王南下时，诸多官员要么远迎到仪征，要么迎接到燕子矶，最近的也迎接到南京城外——这是向新主子表现的大好机会。史可法却始终忙于督师，虽精神可嘉，但这在政坛上，不过是一种书生的可爱。
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一日，朱由崧进入南京，住进了内守备府，史可法这才入城觐见福王。在群臣商议战守大事时，史可法对福王说：“王爷您应当身穿孝服，住在郊外，这样发兵北征，可以显示您报仇的决心。”第二天，群臣讨论福王监国的事，连领头反对福王的张慎言都改口了：“国虚无主，福王就此可以即皇位。”史可法一开口，居然仍旧大倒福王胃口：“太子生死不明，如果有一天太子到南边来了怎么办？”史可法的意见当即被群臣否定。第三天，福王监国。
要说朱由崧，还真不是朱由检。否则，老是与“一把手”过不去，史可法在朝中就不会只是被动与被打压，不被杀头至少也该被免官。在弘光朝，史可法顺利进入内阁，依旧执掌兵部事务。
因与马士英等阁臣及勋戚刘孔昭等存在分歧与矛盾，史可法自请外出督师。但是，史可法外出督师，手握军权，其军事战略却令人匪夷所思。史可法的军事战略，依旧充满了书生的想象。面对满清大军，他想到的是与其结成“军事联盟”——借虏平寇。
在这个国策的指引下，史可法安排了左懋第为首的北使团。新政权虽然财政很困难，但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北使团一干人带上“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的御书，赐吴三桂的诰敕，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诏谕清朝，并称顺治帝为清国可汗，提出四件事：安葬崇祯帝及崇祯皇后，关外土地给予清朝，每年十万岁币，建国任便——实施外交救国。
崇祯十七年十月十四日，清礼部官员接见了左懋第一行，双方这般谈了一通：
“你们说的这‘皇帝’，从哪来的？”
“今上乃神宗皇帝嫡孙，夙有圣德，先帝既丧，伦序相应，立之。”
“崇祯帝有遗诏吗？”
“事出不测，当然没有。”
“崇祯帝被贼围困，你们南京臣子干吗去了？”
“南北地隔三千余里，诸臣闻变，整练兵马，正欲北来剿贼，传闻贵国已发兵逐贼，以故不便前来，恐疑与贵国为敌。”
“既然这么难，那就看我们发兵江南吧……”
谈不出结果，十月二十六日左懋第等请求清方，到昌平祭告崇祯帝。
清方代表回答：我朝已替你们葬过了，祭过了，哭过了。你们葬什么？祭什么？哭什么？先帝活时，贼来不发兵；先帝死后，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
礼物人家收了，派出去的人只收到一顿打骂，这结果似乎完全出乎众人的意料。
史可法身居兵部尚书之职，后人能叫好的，无非是他以“大司马”身份写出的精彩美文——史可法死守扬州时，多尔衮致书劝降。这封史可法“复多尔衮书”，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想法和思路，从中也可看出他的谋略。
“越数日，遂命法视师北上，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
后人皆曰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汉奸味十足。但史可法声称，如果我是吴三桂，我也会这么做的，因为吴三桂打败了李自成，报了“君父仇”——这就是史可法对形势的判断。
在当时情况下，自顾南保半壁尚不足，却还要欲图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先讨伐李自成军。史可法的战略，使得北岸清兵赢得时间和精力。前期战略失误，最后又作困兽之斗——不计较一城一池之失是兵家常识，史可法执意固守一城，到底是怎样考虑战略的呢？
史可法的未来战略是：“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昭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
——用“同仇之谊”感动满清，幻想用清兵消灭李自成，这就是史可法的完整救国方略。
四、困顿时事
史可法出朝督师，实际权力并没有减少。风雨飘摇的弘光朝，朝中阁臣并无多大实际权力，他们权力的大小与其掌握的军事实力关联，而史可法直接控制的是所谓“四镇”，也就是南明的军事主力。
五月十三日，史可法上《请设四镇疏》。根据史可法的意见，南明设立了“四大军区（四镇）”，分别驻扎仪征、寿县、淮安、瓜洲。“四镇”除了拥有军事权力，还拥有财税与人事权力，事实上又是四大特区。
史可法直接掌管的“四镇”，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史可法虽然有收复失地之志，但实际上“四镇”均在南京附近，体现的是他消极防守、保存江南一隅的真实意图。
史可法督师江北时，正值李自成败出北京，满清入主京师之时，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一度出现统治真空。满清兵力不足，无心也无力控制如此广大的地区，而当地明朝的残余势力，纷纷组织武装自保，并盼史可法率兵北上收复失地。五月初，河南原明归德府知府桑开第和明参将丁启光光复商丘等八县，并派使者赴南京弘光朝廷。原明河南总兵许定国，也占据战略重镇睢州。四月底，山东德州官绅赵继鼎等，在一个月内收复了济南等地四十三个州县。受史可法节制的刘泽清，也在这时派了一千余部下北上。不过，他是让士兵去河北老家接自己的家眷。这一千余人，从淮安北上穿越山东全境，直到河北地界，最后带着大队刘的家眷与大批财货，安全返回。
作为南明政权的头号军事长官，史可法驻守与山东接壤的江淮，在不费一兵一卒即可收复大片失地时，为什么按兵不动，还向多尔衮派去“友好使团”？史可法上奏时说：“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满清不过是一队人马“来索钱粮户口册”，史可法却言“争之非易”。在史可法的眼里，那里已经是“胡土”！
掌握南明底细的多尔衮，彻底消除了大顺军与南明军联合攻击的顾虑，“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多尔衮大胆实施各个击破。
领军“四镇”，严格治军且不说，史可法连对“四镇”的基本掌控都没有做到。“四镇”当中，比较正面的当是黄得功，但黄得功与马士英的关系远比同史可法亲密。黄得功原靠几头毛驴跑黑户运输，有一次，马士英的甥婿杨龙友进京，行李带得太多，半路上急需雇佣个体运输户，拿下这份订单的便是黄得功。
杨龙友与黄得功走在半道，遇上了强盗，黄得功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强盗给解决了。杨龙友就此将黄得功推荐给了马士英。在马士英手下，黄得功累功至游击、副总兵，又从总督熊文灿同张献忠、革左五营等战于南直隶江北、河南一带，加太子太师。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得功大败流贼张献忠于潜山，官至庐州总兵。又随马士英平定叛将刘超，论功封为靖南伯。朱由崧在江南自立后，黄得功很快得以再封为侯，与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并称为“四镇”。
史可法与马士英矛盾重重，马士英看上的黄得功，史可法也看上了。
高杰很跋扈，史可法太不放心了。所以，他让黄得功驻扎到仪征，暗地里牵制一下高杰。高杰这人不地道，没人盯着，这主说不准哪天就逆天了。黄得功有个同姓的朋友黄蜚，准备赴登莱总兵之任，黄得功率骑兵三百由扬州往高邮迎接。高杰想，坏了，黄得功要抢老子地盘了！于是，在路上埋伏下精兵。黄得功走到土桥，部队正在做饭，高杰的伏兵四起，黄得功拼得一条老命，才回到了自己的驻地，随行的三百骑全部战死了。
更让人吐血的还不是这个，黄得功玩命时，高杰真的来仪征抢地盘了。虽说没得逞，但黄得功部损失惨重。无缘无故吃这顿闷亏，黄得功气大了，他发表声明，要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急了，召开了多次协调会，才使双方勉强和解。在高杰进趋河南时，黄得功又准备趁机袭击高杰军报仇雪恨。这么闹下去，史可法觉得也不是个办法。最后，史可法感到还是黄得功的思想工作好做，安排他重新移镇庐州去了。
扬州是江南的富裕之地，“四镇”头领都争着想要驻军扬州。高杰率兵最先到扬州地面，一路大肆掳掠，尸横遍野。扬州守军不让高杰进城，高杰率兵便打。史可法只好亲自出面劝解高杰，高杰听说史可法要来，连夜掘出近百个土坑，把打死的明军给埋了。史可法没有追究高杰的责任，再次折中让他驻守在瓜洲，高杰高兴地走了。扬州安定下来，史可法这才在扬州开设府署。
高杰本为李自成部将，绰号“翻山鹞”，后投降明军，反过来参加对民军的追剿，累功升任总兵官。“四镇”之中，高杰军阀习气最重，事实上史可法又与高杰关系最近。因为“大老粗”出身的高杰讲的是实惠，在他与黄得功的矛盾中，史可法做出了有利于自己的调解。对高杰的驻地，史可法也是最照顾的。
不幸的是，作为史可法军事力量中的核心人物，高杰在睢州被叛将许定国设计诱杀，高杰军团陷入困境，其部为其妻邢氏及其子高元爵统领。高杰一死，他的地盘刘泽清想要，黄得功也想要，高家孤儿寡母，便想进一步寻求史可法的保护。邢氏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将自己的儿子高元爵过继给史可法。
这时的高营人心惶惶，史可法应该千方百计主动抚恤，安抚高营将士——收高元爵为子，或为义子，都不失为一种策略。但史可法认为流寇出身的高家之子，不配自己的书香门第，尽管手下的人劝史可法接受，史可法还是坚决予以拒绝。邢氏不死心，特意备了一桌酒席，宴请史可法。席间，邢氏带着儿子跪拜史可法，史可法赶紧躲闪。三番五次，史可法绕着柱子躲，邢氏领着儿子跟在后面跪，史可法始终不接受。第二天，高部将领将史可法按在椅子上，邢氏母子又跪拜史可法。实在躲不过，史可法勉强把场面应付下来。但接下来的几天，史可法都怏怏不乐。最后他又来一次折中：命高杰之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
本来可以更加亲密的高营，从此与史可法反而生疏起来。高营始终人心浮动，邢氏母子及高营名将李成栋等先后降清，转而成为攻打南明的主力，史可法只得困守扬州。
五、壮烈英雄
无所作为，又众叛亲离，史可法从未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四镇”当中史可法看起来与高杰最近，但他对高杰的真实看法，却出人意外。在高杰出事前的一个多月，史可法甚至有了杀掉高杰之心。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一月，郁闷中的史可法找来应廷吉谈心。在史可法的心目中，姜子牙、张良、诸葛亮这三个史上著名的救时人物，最契合自己的理想与志向。史可法满怀书生意气，认为自己就是当代的诸葛。同时，他还想知道在别人的眼里，自己与这三个人有什么距离。应廷吉顺着史可法的意思说：“这三个人都是济世良才，只有所处的环境有所不同。三个人中诸葛亮最不成功，那是他没有生逢其时。”应廷吉对诸葛亮的分析，引起了史可法的共鸣，他问应廷吉说：“可是，陈寿在《三国志》中却认为，领军打仗不是诸葛亮的长处。”应廷吉回答：“诸葛亮的作为，陈寿怎么可能理解！”
史可法约应廷吉谈，本来就不是叙谈历史，而是感怀时事。面对困局，史可法需要为自己的理想与现实，做出一个体面的解释。应廷吉的话，让他豁然开朗又感慨万端：“天下大事如此之坏，完全是‘四镇’尾大不掉，惟有砍下这四个人的头挂上城门，惩戒那些任事不忠的人，时局或许有救！”
说完，史可法自己都感动了，他拿出新写的两幅字，送给了应廷吉。
史可法将责任推给了别人，后来邢氏母子率高杰部降清，史可法其实有着直接的责任。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正是史可法的亲自安排，高杰才率军北上，但进军的目的不是针对清军，而是充当清军的盟友，联合扑灭李自成等“流寇”。按照史可法的部署，明军北上至开封地区后要向西面荥阳、洛阳一带推进，与清肃亲王豪格“会师剿闯”。河南总兵许定国叛明，并在睢州将高杰杀害。睢州事变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史可法出兵配合清军“讨贼”计划全盘落空，明军与清军的军事实力对比发生质的改变。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左良玉又举兵东下“清君侧”，史可法又撤军入援燕子矶。淮防空虚，清军消灭李自成部后顺利南下，清军与南明军的决战开始了。
谋略失败，实战中的史可法又有何奇招？弘光元年，多铎部出潼关直趋扬州，攻击刘良佐、黄得功等明军主力。四月十三日，清军至泗州，明守泗总兵率部南逃，清军当夜渡过淮河。面对严峻的形势，史可法居然惊慌失措。
据应廷吉记载，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
一日三调，史可法糊涂了，把应廷吉这帮人也弄糊涂了。
十七日，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史可法“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实际上，史可法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部将领已投降了清军。二十一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也投降了多铎，他们都在攻打扬州的路上。
扬州城里，只有总兵刘肇基部和何刚为首的忠贯营，兵力相当薄弱。当清军初抵城下，刘肇基建议乘敌立足未稳，出城一战。史可法说：“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
不主动出击，那就死守。扬州城西门地形较低，城外高丘能俯瞰城下，又长满林木，诸将建议砍掉，否则对敌有利，于己不利。史可法说：这是人家的祖坟，我怎么忍心砍伐？你们认为这里不好守，我自己带人守。
二十一日，甘肃镇总兵李栖凤和监军道高岐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进入扬州城。两人的意思是劫持史可法，献城降清。史可法对这一点也非常清楚，但他对二人说：“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李栖凤、高歧凤不好下手，率部出城，史可法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出城投清。
既不能战，也不愿降，史可法在想什么呢？这一天，他又写了一封家书：“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
执意一死，同归于尽，这就是史可法的书生气节！
二十四日夜，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众人拥其下城楼，史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师也！”多铎劝降他，但史可法不从。史可法被俘遇难，之后便是多铎的屠城。
最后的史可法，充满道德上的优越，与全扬州城的人共同殉难。江阴城破之际，一位江阴女子在墙上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腐胬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南宋油尽灯枯，南明邦分土析，史可法与文天祥，黑暗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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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汤纲、南炳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剑桥中国明代史》，（英）崔瑞德、（美）牟复礼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南明史》，顾诚著，光明日报出版社
《明通鉴》，（清）夏燮撰，线装书局
《明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撰，中华书局
《国榷》，（明）谈迁撰，中华书局
《明会要》，（清）龙文彬撰，中华书局
《明实录》，上海书店
《明会典》，（明）申时行撰，中华书局
《明史简述》，吴晗著，中华书局
《国史大纲》，钱穆著，中华书局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
《明史考证》，黄云眉著，中华书局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三联书店
《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朱永嘉著，中国长安出版社
《明代内阁政治》，谭天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明朝社会生活史》，陈宝良著，中华书局
《明代国家礼制与社会生活》，赵克生著，中华书局
《明代衣食住行》，伊永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灾害通史》（明朝卷），邱云飞、孙良玉著，郑州大学出版社
《中国戏剧史长编》，周贻白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日）中岛乐章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谢沛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
《明代驿站考》，杨正泰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代灾异野闻录》，杨国宜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明代的军屯》，王毓铨著，中华书局
《明代充军研究》，吴艳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明史讲义》，孟森著，中华书局
《经学·科举·文化史》，（美）本杰明·艾尔曼著，中华书局
《明代倭寇考略》，陈懋恒著，人民出版社
《倭变事略》，（明）朱九德撰，上海书店
《清朝开国史》，（美）魏斐德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赵尔巽等撰，中华书局
《明清史新析》，韦庆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明清易代关键事件调查》，汗青著，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简明清史》，戴逸主编，人民出版社
《明清史论著集刊》，孟森著，中华书局
史可法不赞成福王朱由崧即位，当马士英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护送福王南下时，诸多官员要么远迎到仪征，要么迎接到燕子矶，最近的也迎接到南京城外——这是向新主子表现的大好机会。史可法却始终忙于督师，虽精神可嘉，但这在政坛上，不过是一种书生的可爱。
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一日，朱由崧进入南京，住进了内守备府，史可法这才入城觐见福王。在群臣商议战守大事时，史可法对福王说：“王爷您应当身穿孝服，住在郊外，这样发兵北征，可以显示您报仇的决心。”第二天，群臣讨论福王监国的事，连领头反对福王的张慎言都改口了：“国虚无主，福王就此可以即皇位。”史可法一开口，居然仍旧大倒福王胃口：“太子生死不明，如果有一天太子到南边来了怎么办？”史可法的意见当即被群臣否定。第三天，福王监国。
要说朱由崧，还真不是朱由检。否则，老是与“一把手”过不去，史可法在朝中就不会只是被动与被打压，不被杀头至少也该被免官。在弘光朝，史可法顺利进入内阁，依旧执掌兵部事务。
因与马士英等阁臣及勋戚刘孔昭等存在分歧与矛盾，史可法自请外出督师。但是，史可法外出督师，手握军权，其军事战略却令人匪夷所思。史可法的军事战略，依旧充满了书生的想象。面对满清大军，他想到的是与其结成“军事联盟”——借虏平寇。
在这个国策的指引下，史可法安排了左懋第为首的北使团。新政权虽然财政很困难，但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北使团一干人带上“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的御书，赐吴三桂的诰敕，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诏谕清朝，并称顺治帝为清国可汗，提出四件事：安葬崇祯帝及崇祯皇后，关外土地给予清朝，每年十万岁币，建国任便——实施外交救国。
崇祯十七年十月十四日，清礼部官员接见了左懋第一行，双方这般谈了一通：
“你们说的这‘皇帝’，从哪来的？”
“今上乃神宗皇帝嫡孙，夙有圣德，先帝既丧，伦序相应，立之。”
“崇祯帝有遗诏吗？”
“事出不测，当然没有。”
“崇祯帝被贼围困，你们南京臣子干吗去了？”
“南北地隔三千余里，诸臣闻变，整练兵马，正欲北来剿贼，传闻贵国已发兵逐贼，以故不便前来，恐疑与贵国为敌。”
“既然这么难，那就看我们发兵江南吧……”
谈不出结果，十月二十六日左懋第等请求清方，到昌平祭告崇祯帝。
清方代表回答：我朝已替你们葬过了，祭过了，哭过了。你们葬什么？祭什么？哭什么？先帝活时，贼来不发兵；先帝死后，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
礼物人家收了，派出去的人只收到一顿打骂，这结果似乎完全出乎众人的意料。
史可法身居兵部尚书之职，后人能叫好的，无非是他以“大司马”身份写出的精彩美文——史可法死守扬州时，多尔衮致书劝降。这封史可法“复多尔衮书”，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想法和思路，从中也可看出他的谋略。
“越数日，遂命法视师北上，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
后人皆曰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汉奸味十足。但史可法声称，如果我是吴三桂，我也会这么做的，因为吴三桂打败了李自成，报了“君父仇”——这就是史可法对形势的判断。
在当时情况下，自顾南保半壁尚不足，却还要欲图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先讨伐李自成军。史可法的战略，使得北岸清兵赢得时间和精力。前期战略失误，最后又作困兽之斗——不计较一城一池之失是兵家常识，史可法执意固守一城，到底是怎样考虑战略的呢？
史可法的未来战略是：“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昭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
——用“同仇之谊”感动满清，幻想用清兵消灭李自成，这就是史可法的完整救国方略。
四、困顿时事
史可法出朝督师，实际权力并没有减少。风雨飘摇的弘光朝，朝中阁臣并无多大实际权力，他们权力的大小与其掌握的军事实力关联，而史可法直接控制的是所谓“四镇”，也就是南明的军事主力。
五月十三日，史可法上《请设四镇疏》。根据史可法的意见，南明设立了“四大军区（四镇）”，分别驻扎仪征、寿县、淮安、瓜洲。“四镇”除了拥有军事权力，还拥有财税与人事权力，事实上又是四大特区。
史可法直接掌管的“四镇”，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史可法虽然有收复失地之志，但实际上“四镇”均在南京附近，体现的是他消极防守、保存江南一隅的真实意图。
史可法督师江北时，正值李自成败出北京，满清入主京师之时，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一度出现统治真空。满清兵力不足，无心也无力控制如此广大的地区，而当地明朝的残余势力，纷纷组织武装自保，并盼史可法率兵北上收复失地。五月初，河南原明归德府知府桑开第和明参将丁启光光复商丘等八县，并派使者赴南京弘光朝廷。原明河南总兵许定国，也占据战略重镇睢州。四月底，山东德州官绅赵继鼎等，在一个月内收复了济南等地四十三个州县。受史可法节制的刘泽清，也在这时派了一千余部下北上。不过，他是让士兵去河北老家接自己的家眷。这一千余人，从淮安北上穿越山东全境，直到河北地界，最后带着大队刘的家眷与大批财货，安全返回。
作为南明政权的头号军事长官，史可法驻守与山东接壤的江淮，在不费一兵一卒即可收复大片失地时，为什么按兵不动，还向多尔衮派去“友好使团”？史可法上奏时说：“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满清不过是一队人马“来索钱粮户口册”，史可法却言“争之非易”。在史可法的眼里，那里已经是“胡土”！
掌握南明底细的多尔衮，彻底消除了大顺军与南明军联合攻击的顾虑，“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多尔衮大胆实施各个击破。
领军“四镇”，严格治军且不说，史可法连对“四镇”的基本掌控都没有做到。“四镇”当中，比较正面的当是黄得功，但黄得功与马士英的关系远比同史可法亲密。黄得功原靠几头毛驴跑黑户运输，有一次，马士英的甥婿杨龙友进京，行李带得太多，半路上急需雇佣个体运输户，拿下这份订单的便是黄得功。
杨龙友与黄得功走在半道，遇上了强盗，黄得功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强盗给解决了。杨龙友就此将黄得功推荐给了马士英。在马士英手下，黄得功累功至游击、副总兵，又从总督熊文灿同张献忠、革左五营等战于南直隶江北、河南一带，加太子太师。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得功大败流贼张献忠于潜山，官至庐州总兵。又随马士英平定叛将刘超，论功封为靖南伯。朱由崧在江南自立后，黄得功很快得以再封为侯，与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并称为“四镇”。
史可法与马士英矛盾重重，马士英看上的黄得功，史可法也看上了。
高杰很跋扈，史可法太不放心了。所以，他让黄得功驻扎到仪征，暗地里牵制一下高杰。高杰这人不地道，没人盯着，这主说不准哪天就逆天了。黄得功有个同姓的朋友黄蜚，准备赴登莱总兵之任，黄得功率骑兵三百由扬州往高邮迎接。高杰想，坏了，黄得功要抢老子地盘了！于是，在路上埋伏下精兵。黄得功走到土桥，部队正在做饭，高杰的伏兵四起，黄得功拼得一条老命，才回到了自己的驻地，随行的三百骑全部战死了。
更让人吐血的还不是这个，黄得功玩命时，高杰真的来仪征抢地盘了。虽说没得逞，但黄得功部损失惨重。无缘无故吃这顿闷亏，黄得功气大了，他发表声明，要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急了，召开了多次协调会，才使双方勉强和解。在高杰进趋河南时，黄得功又准备趁机袭击高杰军报仇雪恨。这么闹下去，史可法觉得也不是个办法。最后，史可法感到还是黄得功的思想工作好做，安排他重新移镇庐州去了。
扬州是江南的富裕之地，“四镇”头领都争着想要驻军扬州。高杰率兵最先到扬州地面，一路大肆掳掠，尸横遍野。扬州守军不让高杰进城，高杰率兵便打。史可法只好亲自出面劝解高杰，高杰听说史可法要来，连夜掘出近百个土坑，把打死的明军给埋了。史可法没有追究高杰的责任，再次折中让他驻守在瓜洲，高杰高兴地走了。扬州安定下来，史可法这才在扬州开设府署。
高杰本为李自成部将，绰号“翻山鹞”，后投降明军，反过来参加对民军的追剿，累功升任总兵官。“四镇”之中，高杰军阀习气最重，事实上史可法又与高杰关系最近。因为“大老粗”出身的高杰讲的是实惠，在他与黄得功的矛盾中，史可法做出了有利于自己的调解。对高杰的驻地，史可法也是最照顾的。
不幸的是，作为史可法军事力量中的核心人物，高杰在睢州被叛将许定国设计诱杀，高杰军团陷入困境，其部为其妻邢氏及其子高元爵统领。高杰一死，他的地盘刘泽清想要，黄得功也想要，高家孤儿寡母，便想进一步寻求史可法的保护。邢氏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将自己的儿子高元爵过继给史可法。
这时的高营人心惶惶，史可法应该千方百计主动抚恤，安抚高营将士——收高元爵为子，或为义子，都不失为一种策略。但史可法认为流寇出身的高家之子，不配自己的书香门第，尽管手下的人劝史可法接受，史可法还是坚决予以拒绝。邢氏不死心，特意备了一桌酒席，宴请史可法。席间，邢氏带着儿子跪拜史可法，史可法赶紧躲闪。三番五次，史可法绕着柱子躲，邢氏领着儿子跟在后面跪，史可法始终不接受。第二天，高部将领将史可法按在椅子上，邢氏母子又跪拜史可法。实在躲不过，史可法勉强把场面应付下来。但接下来的几天，史可法都怏怏不乐。最后他又来一次折中：命高杰之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
本来可以更加亲密的高营，从此与史可法反而生疏起来。高营始终人心浮动，邢氏母子及高营名将李成栋等先后降清，转而成为攻打南明的主力，史可法只得困守扬州。
五、壮烈英雄
无所作为，又众叛亲离，史可法从未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四镇”当中史可法看起来与高杰最近，但他对高杰的真实看法，却出人意外。在高杰出事前的一个多月，史可法甚至有了杀掉高杰之心。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一月，郁闷中的史可法找来应廷吉谈心。在史可法的心目中，姜子牙、张良、诸葛亮这三个史上著名的救时人物，最契合自己的理想与志向。史可法满怀书生意气，认为自己就是当代的诸葛。同时，他还想知道在别人的眼里，自己与这三个人有什么距离。应廷吉顺着史可法的意思说：“这三个人都是济世良才，只有所处的环境有所不同。三个人中诸葛亮最不成功，那是他没有生逢其时。”应廷吉对诸葛亮的分析，引起了史可法的共鸣，他问应廷吉说：“可是，陈寿在《三国志》中却认为，领军打仗不是诸葛亮的长处。”应廷吉回答：“诸葛亮的作为，陈寿怎么可能理解！”
史可法约应廷吉谈，本来就不是叙谈历史，而是感怀时事。面对困局，史可法需要为自己的理想与现实，做出一个体面的解释。应廷吉的话，让他豁然开朗又感慨万端：“天下大事如此之坏，完全是‘四镇’尾大不掉，惟有砍下这四个人的头挂上城门，惩戒那些任事不忠的人，时局或许有救！”
说完，史可法自己都感动了，他拿出新写的两幅字，送给了应廷吉。
史可法将责任推给了别人，后来邢氏母子率高杰部降清，史可法其实有着直接的责任。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正是史可法的亲自安排，高杰才率军北上，但进军的目的不是针对清军，而是充当清军的盟友，联合扑灭李自成等“流寇”。按照史可法的部署，明军北上至开封地区后要向西面荥阳、洛阳一带推进，与清肃亲王豪格“会师剿闯”。河南总兵许定国叛明，并在睢州将高杰杀害。睢州事变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史可法出兵配合清军“讨贼”计划全盘落空，明军与清军的军事实力对比发生质的改变。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左良玉又举兵东下“清君侧”，史可法又撤军入援燕子矶。淮防空虚，清军消灭李自成部后顺利南下，清军与南明军的决战开始了。
谋略失败，实战中的史可法又有何奇招？弘光元年，多铎部出潼关直趋扬州，攻击刘良佐、黄得功等明军主力。四月十三日，清军至泗州，明守泗总兵率部南逃，清军当夜渡过淮河。面对严峻的形势，史可法居然惊慌失措。
据应廷吉记载，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
一日三调，史可法糊涂了，把应廷吉这帮人也弄糊涂了。
十七日，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史可法“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实际上，史可法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部将领已投降了清军。二十一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也投降了多铎，他们都在攻打扬州的路上。
扬州城里，只有总兵刘肇基部和何刚为首的忠贯营，兵力相当薄弱。当清军初抵城下，刘肇基建议乘敌立足未稳，出城一战。史可法说：“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
不主动出击，那就死守。扬州城西门地形较低，城外高丘能俯瞰城下，又长满林木，诸将建议砍掉，否则对敌有利，于己不利。史可法说：这是人家的祖坟，我怎么忍心砍伐？你们认为这里不好守，我自己带人守。
二十一日，甘肃镇总兵李栖凤和监军道高岐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进入扬州城。两人的意思是劫持史可法，献城降清。史可法对这一点也非常清楚，但他对二人说：“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李栖凤、高歧凤不好下手，率部出城，史可法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出城投清。
既不能战，也不愿降，史可法在想什么呢？这一天，他又写了一封家书：“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
执意一死，同归于尽，这就是史可法的书生气节！
二十四日夜，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众人拥其下城楼，史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师也！”多铎劝降他，但史可法不从。史可法被俘遇难，之后便是多铎的屠城。
最后的史可法，充满道德上的优越，与全扬州城的人共同殉难。江阴城破之际，一位江阴女子在墙上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腐胬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南宋油尽灯枯，南明邦分土析，史可法与文天祥，黑暗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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