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崩溃（出版书） 第5节
任化邦，小名任柱，安徽蒙城人，小捻子出身，自幼就跟随叔父舞枪弄棒，加入了捻军。他的哥哥、弟弟，包括妻子在内，都是清一色的捻军。任化邦勇猛善战，高楼寨打死僧格林沁、罗家集重伤郭松林、杨家河击毙张树珊、尹漋河大败刘铭传，这些战斗都是任化邦亲自指挥的。在捻军内部，他的名气甚至要超过赖文光。李鸿章把他看作死敌，认为他是“亳州积年巨捻，最为凶悍之首逆”。
日照之战中，任化邦被淮军枪弹所伤，但所幸未及要害。负伤后，他率部迅速退至苏北赣榆，然而刘铭传跟在后边紧咬不放。为了改变被动局面，任化邦决定利用淮军远道疲乏，对其实施伏击。11月19日下午1时左右，铭军与善庆马队来到了赣榆城下。他们找到了当地老百姓，打听捻军去向，得知捻军已向青口一带退去。
刘铭传下令继续追击。此时，天降大雾，四野昏暗，数步之外不见人影。铭军行进之中，突闻喧嚣四起，只见大队捻军黑压压地从四面围扑而来。一时间，杀声震天，地动山摇。
铭军立即展开反击。刘铭传与善庆分头迎敌。洋枪队连环施放，火光冲天，捻军正面的冲击虽然被抵挡住了，但很快又有大队捻军从铭军身后包抄过来。
在运动中伏击敌军，这是任化邦的拿手好戏。无论高楼寨，还是尹漋河，他都频频得手。这一次也如法炮制。
然而，就在双方激烈拼杀之际，捻军突然不战而退，队中有人惊呼：“鲁王中弹了！”随着喊声，只见一伙人护着一具尸体向后狂奔而去。
铭军乘机追杀，捻军大败。
事后据报，捻军败退是因为任化邦在战斗中不幸身亡。杀死任化邦的不是淮军，而是捻军内部出了叛徒。此人名叫潘贵升，系任化邦手下内五营头目，他在安邱之战后被刘铭传收买（刘许以三品花翎，并赏银二万两）。于是，潘某等人乘着激战之际实施了暗杀计划。马队哨官邓长安受命从背后开枪，任化邦中弹身亡。李鸿章后来在报告中称：“任逆被枪子洞穿腰肋，登时毙命。”
任化邦的牺牲是捻军的重大损失。在东捻军中，任化邦与赖文光可谓最佳搭档。一个善战，一个善谋。李鸿章曾评价说：“任柱马步贼为最善战，赖汶（文）洸(光)为最善谋，两逆狼狈相倚，固结不解。”任化邦战死后，赖文光顿失臂膀。此后，起义军开始一蹶不振，连遭败绩。12月间，淮军主力在寿光给予了起义军致命打击。这一仗，东捻军几乎被打光，残部仅剩数百骑跟随赖文光冲破六塘河，沿运河南下奔逃，最后在扬州瓦窑铺一带被围，赖文光不幸被俘。时间是1868年1月5日深夜。
赖文光被俘后，在扬州英勇就义。至此，东捻军全军覆灭。李鸿章甚为得意，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东南五省全境肃清，所有捻逆全股扑灭。
然而，就在东南捷报频传之时，西捻军张宗禹部已在陕西越过黄河，进入山西，并将剑锋指向畿辅。
自1866年秋，出于战略需要，捻军分为东西两支，张宗禹便一直是西捻军的统帅。其部约有五万之众。他们入陕，一路所向披靡，11月便打到西安城下。陕西巡抚刘蓉的湘军接连大败，朝廷急调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率部驰援。由于久攻西安不下，1867年2月，张宗禹率部进入渭北，与回民起义军联合作战，并继续采用流动作战方式，飘忽不定，来往闪击，搞得左宗棠焦头烂额，疲于奔命，却一无所获。
左宗棠乃湘军名帅，他才华出众，果断干练，但恃才傲物，目空一切，也是出了名的。他自比诸葛亮，并以“老亮”自号，但他这个诸葛亮遇上捻军却没了脾气，抓又抓不住，打又打不着，只得徒唤无奈，忧愤不已。李鸿章曾讥讽他说，张总愚（这是李鸿章对张宗禹的蔑称）、任柱，虽是天下无赖子，但老亮绝非敌手！
1867年11月，张宗禹转战陕北，连续攻占安塞、迁川、绥德等州县，就在这时传来了东捻军的告急文书。此时，任化邦在赣榆遇难，局势岌岌可危。为了援助东捻军，张宗禹本打算直接发兵苏、鲁，但考虑到那里清军云集，不易得手，于是决定施围魏救赵之计，率部直插京畿，以迫使清军回防。是年年底，西捻军从陕西渡过黄河，由晋南进入豫北，再由豫北转向直隶，并在冀南渡过滹沱河。到了次年的正月，进抵定州，威逼京畿。
清廷为之震动，急调各地勤王之兵十万之众，集结于直隶，实施围堵。当各地清军蜂拥而至之时，张宗禹才得知东捻军已全军覆没，他们的救援行动已失去意义。
于是，他召集众将商议，认为直隶为险境，不易久留，必须速回陕北，与回军会合，以免被清妖围困，重蹈东路军覆辙。
计议已定，西捻军开始迅速回撤。他们计划从河南退回山西，再由山西退往陕西。然而，由于清军围追堵截，西捻军的撤退并不顺利，只能被迫游走于直、豫、鲁三省平原，与敌周旋，再寻找机会退回陕西。
此时，李鸿章平定了东捻军，率淮军大队北上，这对西捻军如同雪上加霜。由于兵力相差悬殊，起义军的情势更加危殆。尽管如此，清军的战绩一开始却不明显，相反倒是一片混乱。究其原因，一是多头指挥，体系混乱。当时，应朝廷之令，北上宿卫之兵计有湘、鲁、豫、直、皖、吉等各军，由恭亲王奕出面节制。于是，直东战场几百里之内，竟然出现了三个钦差大臣、一个总督、三个巡抚、两个侍郎和一个将军。而且，在这些大员之上还有一个总指挥恭亲王。俗话说得好，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担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现在，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和尚，结果可想而知。李鸿章对此大为不满。他说，这样下去，将一事无成，“其免于九节度使之溃者几希”。
除了多头指挥外，更让李鸿章头疼的是碰上了左宗棠这个老冤家，处处与他作对。他提出“圈制”，以守待变，左宗棠偏不同意，力主强力追剿，两人互相牴牾，争执不休。
左宗棠为人一贯强势，不甘人下。早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做师爷时，他就十分霸道。师爷并非正式官员，但由于骆秉章的器重，他大权独揽，甚至比巡抚还巡抚，整个湖南官场提到左季高没有不害怕的。有一天，永州镇总兵樊燮前来汇报工作，骆秉章便让他去找左宗棠。樊燮来到左宗棠那里，由于没请安，不禁惹恼了左师爷。
左宗棠说：“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要请安，你为何不请安？”
樊燮说：“朝廷体制，哪有规定武官见师爷要请安的？武官地位虽轻，我好歹也是朝廷二三品官。”言外之意，你左某连个品级都没有，还在我面前摆什么谱啊！
左宗棠一听这话，立时大怒，起身就踢樊燮，嘴里还骂道：“王八蛋！你给我滚出去！”搞得樊燮狼狈不堪。
这事发生不久，便有人上书把左宗棠告下了，朝廷令湖广总督官文查处。官文早想整治左宗棠了（有人说，樊燮之事其实就是官文暗中指使），于是便要严办。幸亏胡林翼、曾国藩出面说情，南书房行走潘祖荫也上疏力保。疏中有“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此句流传一时，使左宗棠名声大噪。后来，此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左宗棠不仅没有受到查处，反而得到了提升。再之后，他入了曾国藩幕府，从此开始青云直上。《异辞录》中说：“左文襄（左宗棠谥号文襄）勋业，以幕客时为始。”此言不虚。
左宗棠入曾幕，与李鸿章一样，都受到曾国藩的器重。曾国藩待他们，官分上下，情同兄弟。早年在湘军，左宗棠驻地与曾国藩大营相距数十里，每次来，曾国藩总要设宴招待，并戏称：“大烹以养圣贤。”左宗棠能吃而善谈，每次来也不把自己当外人。入座则盘杯狼藉，遇到大块肉食，便动手撕扯，大吃大嚼，恣意笑乐，旁若无人。
左宗棠是出名的“杠子头”。凡事爱抬杠，每抬则必争上风。有时，较真起来，怒目而视，仿佛要打架一般。他与曾九、李鸿章等经常抬杠，彼此较起劲来，互不相让，言语冲撞，难免伤及和气。早在曾幕时，李、左之间就不融洽，除了湘皖地域之见外，左宗棠行事张扬，为人刻薄，这也不为李鸿章所喜，但李、左真正不和却始于同治三年（1864年）。
晚清中兴名将，号称曾、胡、左、李。无论年资，还是其他，左宗棠似乎都在李鸿章之上，但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淮军后来居上，李鸿章的地位已有超越左宗棠之势，这让老左心里很不舒服。
金陵会攻，朝廷屡诏李鸿章往援，可李鸿章碍于曾氏兄弟的关系，一边按兵不动，一边南下图浙。这一来，等于把手伸进了左宗棠的地盘，老左岂能容忍？他告李鸿章“越境掠功”，李鸿章当然不承认。两下打起嘴仗，你来我往，怨恨的种子从此便埋下了。
刘秉璋说过，李文忠与左文襄皆当世之英，两强相遇，各不相让，久之遂生意见。此话颇有道理。
有笔记载，一日，某公请客，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来了。席间，李鸿章说：“非翰林不入相。左公伟业盖世，封侯封公，我不敢望，惟有大学士一位，恐怕要让我一筹。” 清制，大学士必由翰林提拔。李是翰林出身，而左只是举人。李鸿章知道左宗棠不服自己，故有此言，意在挖苦老左。
另有笔记称，洪杨之乱后，李鸿章与左宗棠闲谈论功。李说：“你别尽自夸张了，死后谥号不能得一‘文’字。”
谥号，乃死后封号。按定例，非进士翰林出身，不得谥“文”字。这句话同样是在刺挠左宗棠。左闻之默然，半晌无语。
左宗棠一生最大的缺憾就是没能考中进士。他二十岁中举，偏偏此后接连三次会试（考进士）都铩羽而回，不禁心灰意懒。他曾有诗云：“蚕已过眠应做茧。”句中流露了无法排解的郁闷之情。此后，他一见到进士就不舒服。后来，他做了陕甘总督，便重科榜（举人）而轻甲榜（进士）。有进士翰林来见，他大多没有好脸色，言辞中也多有揶揄。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李鸿章的话无疑是在揭短，触到左宗棠的痛处。尽管李鸿章的话后来并未应验，左宗棠死后破格得谥号“文襄”，但在当时李鸿章的话还是让他大受刺激。
左宗棠是个心高气傲之人。他刚明果断，勇于任事，这是他的优点；但他性格要强，为人处世，一味霸蛮，很难与人相处，这又是他的缺点。
西捻军进逼直隶后，李鸿章受到朝廷严责。出现这样的局面，李鸿章认为这都是左宗棠惹的事，他在陕西剿贼不力，结果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不过，鉴于丁宝桢的教训，他决定忍让，主动求和。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他写道：“鸿章此行迫于大义，吃苦受气是分内事。拟再与左公议和，但勿相犯，决不失敬。”
不久，李鸿章进驻山东德州，主动与左宗棠寻求和解，朝廷也令恭亲王协调李、左关系，而此时的左宗棠由于追剿不力，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战法。6月间，漳、卫上游，陡发山洪，运河水位猛涨。西捻军三面遭水，行动困难，被迫徘徊于直鲁边境。左宗棠看到战机有利，开始接受李鸿章“圈制”之策。6月14日，李鸿章与左宗棠在德州桑园会晤，这就是著名的桑园会议。李、左两巨头的携手，带来了直东战场的重要转折。
西捻军的噩运开始降临了。从6月至8月间，湘、淮军利用运河、黄河和大海的长墙工事，对西捻军实施全面围剿。7月14日，在商河之战中，张宗禹中弹负伤。据李鸿章的奏折称，“商河之战，逆首张宗禹自带黑旗队冲阵，被我军枪伤落马，枪子自背后穿小腹而出，贼数十骑扛之而逃，群贼立即纷溃”。
在报告中，李鸿章还写道，他亲自审讯了张宗禹亲兵毛牛儿等人，证实“小阎王”张宗禹“腹受枪伤甚重”。最后，他的结论是：“张宗禹受伤情形甚为确实，既系子穿小腹，似亦万无生理。”
然而，他的话音未落，几天后，张宗禹又出现在济阳*家渡、龙王庙一带，这让李鸿章很没面子。
8月4日，西捻军在商河、乐陵一带遭遇淮军追击，张宗禹率部试图摆脱，但淮军诸将次第追击，并逐步形成合围。战斗从19日一直持续到28日，西捻军突至山东茌平附近的南镇，陷入了刘铭传、潘鼎新、郭松林等几路大军的联手合击。西捻军顽强抗击，直至数千将士伤亡殆尽。最后，张宗禹仅带数十骑突出重围，在高粱地里不知所终。
茌平一战，是西捻军的最后悲歌。此战，他们全军覆没。张宗禹之兄张宗道、其弟张宗先、其侄张正江等全部阵亡，就连他的儿子张葵儿也未能幸免，被官军抓获，只有张宗禹去向不明，众说纷纭。
官方宣称，张宗禹投水而死，其依据是李鸿章的报告。李鸿章在报告中称，民间纷传张宗禹投水淹毙，后来抓获了张的亲随王双孜。李鸿章与袁保恒等亲自提讯。王犯供认，他跟随张宗禹九年，战败当日，张带八人逃至徒骇河边，自知难逃一死，不肯受刑戮之辱，遂令随从七人各自逃命，自己则下马脱衣投水而死。
据此，李鸿章在报告中作出认定，张逆“投水伏诛毫无疑义”。至于尸体没找到，李鸿章的解释是：“惟刻下黄水盛涨，灌入徒骇，深不见底，事隔多日，该逆尸身随水漂流，必已腐烂无从寻认。”
这份报告写于8月25日，即战后十多天。9月6日，李鸿章再次上报，确认张宗禹之死“毫无疑义”。报告称，前审王双孜，王犯供称“逆首张宗禹投水淹毙”。此后又对降贼王结巴亲加研讯，“所供与王双孜相符”。因此他再次认定：“是日(捻匪)全股歼除，张逆亦毙，嗣经各处搜捕并无实在匪踪。”
但是，对于这种说法有人表示质疑。尤其是左宗棠，一直不相信张宗禹投水自杀之说，认为这是李鸿章弄虚作假，贪功求赏。他上疏称，张逆未死，必伏后患。为了抓住李鸿章的把柄，他“多方搜剔”，并派兵四处搜寻证据，这让李鸿章大为恼火。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李鸿章觉得左之所为，完全是出于嫉妒。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他愤愤不平地指责左宗棠，称他是“阿瞒本色，于此毕露”。然而，尽管存在争议，张宗禹的下落始终不明，最后朝廷只能接受李鸿章的说法。《清史稿》等史书也都如是记载。
那么，张宗禹究竟是否死了呢？
学界看法不一，直到如今仍然未有定论。不过，在如今的河北沧州孔家庄却有一座张宗禹的墓碑。据说，张宗禹跳河后并没有死，而是逃到了孔家庄，隐姓埋名活了下来，直到二十年后病死。临死前，他才道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民国版的《沧县志》有如下记述：
张酋败后，逃至邑治东北之孔家庄，变姓名为童子师，后二十余年病死，即葬于其庄，至今抔土尚存焉。其临殁时告人曰：“吾张宗禹也。”
事过一百多年后，有人去孔家庄追访，并发表了《捻军领袖张宗禹下落考察记》一文，载于《齐鲁晚报》。文中记述了张宗禹逃至孔家庄后的生活情形，并配发了张宗禹墓碑的照片。照片上的墓碑孤零零地竖在荒草丛中，显出了几分凄冷。看着照片，不禁让人心生感慨：轰轰烈烈终归平静，尘埃落定，日月依旧。
另据《张宗禹传略》记，张宗禹尚存一子，其后裔如今都生活在皖北故里。
五、刘铭传的无奈
刘铭传最后一次辞官是在公元1891年5月5日，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从他光绪十年（1884年）抵台督办军务始，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被革职离任，前后六年多时间，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辉煌的六年。这六年里，他抗法保台，在台湾全面推行自强新政，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他原计划用十年时间来实现他的宏伟蓝图，可是不到六年，他便不得不辞官离开这块他曾寄以希望、付出极大心血的土地。
刘铭传一生多次撂挑子，史料称他“凡五进，而辞退十有八焉”。这其中大多是托病泄愤，以此表达心中的不满。而这最后一次辞官，却是真正伤了他的心。
刘铭传是合肥西乡刘老圩人，办团练起家，后加入淮军。他家境贫寒，兄弟六人，其排行老六，小时因出天花，脸上留下麻点，故有“六麻子”的绰号。这个绰号听上去很不雅观，但刘铭传并不忌讳。民间相传，有一天，他的夫人陈氏正在作画，刘铭传在一边看得高兴，便提笔助兴，在上面画了一些梅花，并随手题下一首诗。诗云：
圈圈点点又叉叉，
顷刻开成一树花。
若问此花何人画，
大潜山下刘六麻。
俗话说得好，人如其名。刘六麻子生性粗犷，桀骜不驯。年轻时贩过私盐，十八岁时就杀过人。从一些记载看，他长相短小精悍，面色刚毅，声若洪钟。与人相处，从不迁就，稍有不合，便拂袖而去，每逢争执，更是面红耳赤，毫不相让。即便在高官权贵面前，也不失本色，依然故我。李鸿章是他的老上司，对他恩重如山，但他从不巴结，遇到不如意的事，一言不合，照样顶撞。有一次，李鸿章做寿，别人纷纷送上重礼，唯恐落在他人之后，只有刘六麻子按合肥乡俗送上两斤寿面、两条方片糕，并附诗一首：
时人个个好呵泡，
鸡鱼肉蛋整担挑。
惟有省三情太薄，
二斤挂面两条糕。
李鸿章看了，不以为忤，反倒深爱其才，对他多方呵护和提携。据说，曾国藩第一次见他后对他评价甚高。那是淮军刚建军时，领导接见，于是众人在李鸿章的率领下早早来到大帐恭候。可是，左等右等，过了半天，领导始终没露面。在场的人，包括李鸿章在内，都静候于客厅，默默等待。这是官场的规矩，可刘六麻子却耐不住性子，心里的火气直往上蹿。最后按捺不住，终于跳起脚来嚷道：“要见就见，不见便罢，再不来老子就走啦!”
此时，曾国藩正在屏风后偷偷观察。事后，他对李鸿章说：“脸上有麻子者，帅才也!”曾国藩没有走眼，刘六麻子后来果然成了淮军的一员猛将。他勇武剽悍，充满血性，所部之铭军，更是淮军之劲旅。
然而，清代重文轻武，提拔封疆大吏，更是讲究功名。可刘铭传不是科班正途出身，只读过几年私塾，尽管靠战功一路升迁，年未三十而提督畿疆，但在“右文左武”、文人治世的环境下，提督虽然也是一品大员，地位却远不如文官，而且武将当到提督也就当到头了，要由武转文，位列封疆，简直难上加难。虽然李鸿章有心提携他，屡次举荐，均未能如愿。为此，刘铭传意见很大，曾做诗发泄心中不满：“盛朝修文不用武”“文章两字误苍生”“官场贱武夫，公事多掣肘”“武夫如犬马，驱使总由人”……如此种种，可见怨气极大。当然，要说刘铭传迟迟得不到提拔，全怪客观因素那也不对，就其自身而言，责任也不小。
刘铭传作战勇猛，且谋勇兼备，这是他的优点；可他桀骜不驯，粗犷率性，又是他的缺点。这种性格很不适宜官场。官场讲究的是“忍”字，凡事不能由着性子，可刘铭传偏偏是火爆性子，受不得半点委屈。遇事稍不如意，说炸就炸，说崩就崩，还动不动就撂挑子。用李鸿章的话说叫“性不耐官”。李鸿章的幕僚吴汝纶也评价他是“淮军杰出人才”，但“龙性难驯”。
事实也确实如此。同治六年（1867年）底，东捻军被镇压下去，刘铭传作为淮军主力，立了大功，可朝廷功大赏轻，只封他一个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三品)，很多人都替他抱不平，就连曾国藩也认为功赏“相去万倍”。为此，刘铭传极为不满，常在酒后发牢骚。这年冬天，淮军在山东济宁休整，刘铭传便带头撂起挑子，公开上书“乞退”。朝廷令他率部北上，镇压西捻军，他也拒不应命，屡屡以“伤疾并发”为由，请求回乡养病。李鸿章知道他是心气不顺，多次劝他，让他先忍忍，可他就是不听。李鸿章无奈只得答应他的请求，后报经朝廷同意，准其回乡养病。
刘铭传回乡不久，剿捻战局一度陷入被动。由于战事吃紧，朝廷旋即下令取消刘铭传的假期，令其回任。哪知东捻军被平定后，朝廷的封赏依然吝啬，只给了刘铭传一个一等男爵，尽管他立下了赫赫战功。刘铭传气不打一处来，立马上书请求开缺，再次撂起挑子。
不久，天津教案发生。七国军舰云集大沽、烟台一带，扬言要武装报复。鉴于局势危殆，朝廷不得不再次催促刘铭传回任，令其带兵备战。
一年后，天津教案平息，朝廷任命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并授以“专折奏事”特权。这一安排自然是李鸿章保荐的结果。李的用意是以此作铺垫，为他下一步出任陕西巡抚打下基础。可是，刘铭传到了陕西之后，却不听李鸿章的劝告，与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闹起了不和。眼看矛盾越闹越大，清廷便耍起了惯用手法，各打五十大板，这让刘铭传咽不下这口气。不久，便以“脑痛欲裂，坐卧难安”为由，“自解兵柄，养疴田园”。这已是刘铭传第三次辞官，时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
这一次，刘铭传辞官时间最长，前后近十年。这期间，他开始大兴土木，寄情山水。每日与人饮酒、赋诗、下棋，消遣时光。据地方文献记载，刘铭传的出生地原在离刘老圩西北约六华里的四方郢子，后迁至旱庄。这里是刘铭传创办团练扎寨之处。刘铭传辞官回乡后，由于家中妻妾多，人丁猛增，难以安置，便在旱庄西北角建起新居刘老圩，又在六安九公山建了一处别墅——刘新圩。刘老圩依山傍水，面对大潜山，金河水穿流而过，圩基包括水面占地近百亩。四周深濠高墙，设有碉堡、炮台和吊桥，内有亭院楼阁、花园假山、小桥长廊、池塘花木，以及仓库、米房和马库等，规模浩大，盛极一时。圩内还修有一座六角亭，该亭四面环水，石桥相通，专门用来放置西周著名青铜器——虢季子白盘。这是刘麻子打下常州后，从太平天国护王府中缴获的战利品。这件宝物后来成了刘家的传家宝。
刘铭传解甲后，曾撰过两副庙联。一联是：
十载河东，十载河西，眼前色相皆成幻；
一时向上，一时向下，身外功名总是空。
一联是：
万户侯，何足道哉！听钟鼓数声，唤醒四方名利客；
三生约，信非虚也！借蒲团一块，寄将七尺水云身。
从这些诗联中透露出的信息以及他大兴土木、寄情田园的情况看，刘铭传好像已经看破红尘，不再把功名放在心上，实则不然。刘铭传向来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他心雄万夫，志存高远，虽出身布衣，起于行伍，与科举无缘，但书读得并不少。史料说他“少读书，喜奇略”，诸如“医药、壬奇、占候、堪舆、五行之书”，无不涉猎，“尤好兵家言”，可见其所学甚博。他还长于诗文，著有《大潜山房诗钞》，曾国藩为之作序，称其诗有小杜、苏、黄豪侠之风，如同其用兵“横厉捷出，不主故常”。因此，刘铭传虽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但同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报国之志，家国情怀，深入骨髓，渗于血脉。他曾叹曰：“生不爵，死不谥，非夫也!”意思是说，生不封爵，死不加谥，不能算是大丈夫。因此，像他这样胸怀远大抱负之人又岂会看破红尘，把国事置之度外呢？
事实上，在赋闲期间，刘铭传一点也未闲着。他购置了许多西方报刊、译作，同时认真阅读中国史籍，“静研中外得失”，密切关注着国家安危。他的座上宾多是一些思想开明、心怀忧患的高蹈之士，如吴汝纶、马其昶、薛福成、陈宝琛、徐润等。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那段时间，边疆危机纷至沓来，国家并不安宁。每每谈起敌国外患，刘铭传便感到匹夫有责，大志难伸，于酒酣耳热之际，更是按捺不住，情绪激奋昂扬。有一次宴会，他拍案而起说：“公等识之，中国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学校，译西书，以励人才，不出十年，事不可为矣！”
光绪六年(1880年)，伊犁事变发生，西北边陲告急，朝廷用人之际，李鸿章觉得机会来了，便向朝廷保荐刘铭传出山。可刘铭传一到北京，便放了一炮——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立时捅了马蜂窝，引起轩然大波。最后，他的奏折被否定，刘铭传心里窝了一肚子火，既失望又气愤，于是屁股一拍，再次打道回府，过起了隐居生活。
这一过，又是将近四年。直到中法战争爆发，他才又重新出山。
1882年5月30日，法军入侵越南东京（今河内）。越南是中国的西南邻邦，且“久列藩封”，已二百余年。法国的行动不仅是对宗主国的挑衅，而且对中国西南边陲的稳定直接造成了威胁。6月初，清政府出兵越南，中法对抗，一触即发。
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中法两国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直到观音桥事变发生后，战争才全面升级。
观音桥事变发生在1884年6月23日。原先两国交战只在越南境内，观音桥事变后，法军决定开辟第二战场，把战火烧向中国本土。随着局势危迫，朝廷“需材孔亟”，而宿将元勋凋零已稀。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又一次想到了刘铭传。
其实，早在一年前的5月，中法交涉相持不下时，李鸿章就提出起用刘铭传，打算令其调募数营，统带前往粤西，作为后路援军。可朝廷没有马上采纳李的意见。9月间，朝廷指示李鸿章，如法人肆意要挟，和局难保，必须做好开战的准备。
于是，李鸿章再次提出起用刘铭传，称刘主动请缨，表示愿率旧部万人赴越作战。并说当时驻扎在天津的刘盛休，驻防江阴、吴淞的唐定奎、吴宏洛各营，均为刘之旧部，堪称“久经大敌，素称劲旅”。
朝廷闻奏，指示李鸿章“悉心酌度”，并未立即下达任命。转过年来，局势越发紧张。就在观音桥之战发生前两个月，即1884年4月11日，朝廷终于下达了起用刘铭传的谕旨。谕旨云：
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统兵有年，威望素著。前患目疾，谅已就痊。现值时事艰难，需材孔亟。着李鸿章传知该提督即行来京陛见，以资任使，毋稍迟延。
消息一传出，《申报》立即刊文赞扬。声称刘铭传“统兵垂二十年，洵称‘百战宿将’，朝野咸相倚重”，对他出山寄予厚望。
这时候，清政府也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4月30日，朝廷再度下谕，声称“近来越事益急”，“迭谕沿海疆臣妥筹战守”，并特召刘铭传等“来京听候调派”。
1884年6月26日，观音桥事变发生第三天，法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批准建立中国海域舰队，将原来东京分舰队和中国与日本海分舰队合而为一，组建中国海域舰队，由原东京分舰队司令孤拔将军为总司令。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部长裴龙在当日致电孤拔，令其立即率部开赴中国海域。
就在同一天，清政府也发表了对刘铭传的正式任命。谕旨云：
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着赏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为节制。钦此刘铭传终于再次出山了。这是一次历史的选择。在国家和民族的危急关头，沉寂十余年的刘铭传临危受命，肩负起了时代的重任。
1884年7月16日，刘铭传渡台赴任，这已是他第五次被起用了。然而，他不负重望。在前后八个月的时间里，率领台湾军民，抵抗住了法国的进攻，创下了不朽的功绩。而这一切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
众所周知，清政府对台湾的重要性历来认识不足。康熙皇帝甚至一度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加上台湾孤悬大海，远隔重洋，交通隔阻，管理不便，与大陆各省相比一直处于落后蛮荒状态。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随着对台湾的重要性认识不断加深，清廷在对台兵力增加和防务投入上也逐年有所增加，但这些投入与增加，与台湾的实际防务需求相比仍差之甚远。及至中法战争发生，清廷方感切肤之痛，“两宫宵旰忧劳，其时内外臣工，无不以台湾无备为恨”。
刘铭传初到台湾，大战在即，而台湾的装备落后与防卫薄弱让他惊诧莫名。“海防以船为命，无师船即无海防。”可台湾四边环海，澎湖隔海相望，除了四艘年久失修的运煤船外，连条像样的轮船都没有。
基隆乃台湾三大海口之一，如此要塞，仅四座炮台，而真正管用的新炮只有五门，而且无法旋转，仅当一面。此外，其炮台和工事修筑也粗制滥造，不合法度，根本无法作战。法国舰队副司令利士比在派人侦察后，曾致函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部长裴龙，声称占领基隆并不困难，因为它们装备不良，守卫薄弱，仅有五门克虏伯大炮。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据基隆之战后《申报》报道，基隆四座炮台中只有第三座炮台上的五门克虏伯大炮进行了反击，并“将法船击成数洞，坏其烟囱”，其他几座基本没有发挥作用。
日照之战中，任化邦被淮军枪弹所伤，但所幸未及要害。负伤后，他率部迅速退至苏北赣榆，然而刘铭传跟在后边紧咬不放。为了改变被动局面，任化邦决定利用淮军远道疲乏，对其实施伏击。11月19日下午1时左右，铭军与善庆马队来到了赣榆城下。他们找到了当地老百姓，打听捻军去向，得知捻军已向青口一带退去。
刘铭传下令继续追击。此时，天降大雾，四野昏暗，数步之外不见人影。铭军行进之中，突闻喧嚣四起，只见大队捻军黑压压地从四面围扑而来。一时间，杀声震天，地动山摇。
铭军立即展开反击。刘铭传与善庆分头迎敌。洋枪队连环施放，火光冲天，捻军正面的冲击虽然被抵挡住了，但很快又有大队捻军从铭军身后包抄过来。
在运动中伏击敌军，这是任化邦的拿手好戏。无论高楼寨，还是尹漋河，他都频频得手。这一次也如法炮制。
然而，就在双方激烈拼杀之际，捻军突然不战而退，队中有人惊呼：“鲁王中弹了！”随着喊声，只见一伙人护着一具尸体向后狂奔而去。
铭军乘机追杀，捻军大败。
事后据报，捻军败退是因为任化邦在战斗中不幸身亡。杀死任化邦的不是淮军，而是捻军内部出了叛徒。此人名叫潘贵升，系任化邦手下内五营头目，他在安邱之战后被刘铭传收买（刘许以三品花翎，并赏银二万两）。于是，潘某等人乘着激战之际实施了暗杀计划。马队哨官邓长安受命从背后开枪，任化邦中弹身亡。李鸿章后来在报告中称：“任逆被枪子洞穿腰肋，登时毙命。”
任化邦的牺牲是捻军的重大损失。在东捻军中，任化邦与赖文光可谓最佳搭档。一个善战，一个善谋。李鸿章曾评价说：“任柱马步贼为最善战，赖汶（文）洸(光)为最善谋，两逆狼狈相倚，固结不解。”任化邦战死后，赖文光顿失臂膀。此后，起义军开始一蹶不振，连遭败绩。12月间，淮军主力在寿光给予了起义军致命打击。这一仗，东捻军几乎被打光，残部仅剩数百骑跟随赖文光冲破六塘河，沿运河南下奔逃，最后在扬州瓦窑铺一带被围，赖文光不幸被俘。时间是1868年1月5日深夜。
赖文光被俘后，在扬州英勇就义。至此，东捻军全军覆灭。李鸿章甚为得意，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东南五省全境肃清，所有捻逆全股扑灭。
然而，就在东南捷报频传之时，西捻军张宗禹部已在陕西越过黄河，进入山西，并将剑锋指向畿辅。
自1866年秋，出于战略需要，捻军分为东西两支，张宗禹便一直是西捻军的统帅。其部约有五万之众。他们入陕，一路所向披靡，11月便打到西安城下。陕西巡抚刘蓉的湘军接连大败，朝廷急调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率部驰援。由于久攻西安不下，1867年2月，张宗禹率部进入渭北，与回民起义军联合作战，并继续采用流动作战方式，飘忽不定，来往闪击，搞得左宗棠焦头烂额，疲于奔命，却一无所获。
左宗棠乃湘军名帅，他才华出众，果断干练，但恃才傲物，目空一切，也是出了名的。他自比诸葛亮，并以“老亮”自号，但他这个诸葛亮遇上捻军却没了脾气，抓又抓不住，打又打不着，只得徒唤无奈，忧愤不已。李鸿章曾讥讽他说，张总愚（这是李鸿章对张宗禹的蔑称）、任柱，虽是天下无赖子，但老亮绝非敌手！
1867年11月，张宗禹转战陕北，连续攻占安塞、迁川、绥德等州县，就在这时传来了东捻军的告急文书。此时，任化邦在赣榆遇难，局势岌岌可危。为了援助东捻军，张宗禹本打算直接发兵苏、鲁，但考虑到那里清军云集，不易得手，于是决定施围魏救赵之计，率部直插京畿，以迫使清军回防。是年年底，西捻军从陕西渡过黄河，由晋南进入豫北，再由豫北转向直隶，并在冀南渡过滹沱河。到了次年的正月，进抵定州，威逼京畿。
清廷为之震动，急调各地勤王之兵十万之众，集结于直隶，实施围堵。当各地清军蜂拥而至之时，张宗禹才得知东捻军已全军覆没，他们的救援行动已失去意义。
于是，他召集众将商议，认为直隶为险境，不易久留，必须速回陕北，与回军会合，以免被清妖围困，重蹈东路军覆辙。
计议已定，西捻军开始迅速回撤。他们计划从河南退回山西，再由山西退往陕西。然而，由于清军围追堵截，西捻军的撤退并不顺利，只能被迫游走于直、豫、鲁三省平原，与敌周旋，再寻找机会退回陕西。
此时，李鸿章平定了东捻军，率淮军大队北上，这对西捻军如同雪上加霜。由于兵力相差悬殊，起义军的情势更加危殆。尽管如此，清军的战绩一开始却不明显，相反倒是一片混乱。究其原因，一是多头指挥，体系混乱。当时，应朝廷之令，北上宿卫之兵计有湘、鲁、豫、直、皖、吉等各军，由恭亲王奕出面节制。于是，直东战场几百里之内，竟然出现了三个钦差大臣、一个总督、三个巡抚、两个侍郎和一个将军。而且，在这些大员之上还有一个总指挥恭亲王。俗话说得好，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担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现在，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和尚，结果可想而知。李鸿章对此大为不满。他说，这样下去，将一事无成，“其免于九节度使之溃者几希”。
除了多头指挥外，更让李鸿章头疼的是碰上了左宗棠这个老冤家，处处与他作对。他提出“圈制”，以守待变，左宗棠偏不同意，力主强力追剿，两人互相牴牾，争执不休。
左宗棠为人一贯强势，不甘人下。早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做师爷时，他就十分霸道。师爷并非正式官员，但由于骆秉章的器重，他大权独揽，甚至比巡抚还巡抚，整个湖南官场提到左季高没有不害怕的。有一天，永州镇总兵樊燮前来汇报工作，骆秉章便让他去找左宗棠。樊燮来到左宗棠那里，由于没请安，不禁惹恼了左师爷。
左宗棠说：“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要请安，你为何不请安？”
樊燮说：“朝廷体制，哪有规定武官见师爷要请安的？武官地位虽轻，我好歹也是朝廷二三品官。”言外之意，你左某连个品级都没有，还在我面前摆什么谱啊！
左宗棠一听这话，立时大怒，起身就踢樊燮，嘴里还骂道：“王八蛋！你给我滚出去！”搞得樊燮狼狈不堪。
这事发生不久，便有人上书把左宗棠告下了，朝廷令湖广总督官文查处。官文早想整治左宗棠了（有人说，樊燮之事其实就是官文暗中指使），于是便要严办。幸亏胡林翼、曾国藩出面说情，南书房行走潘祖荫也上疏力保。疏中有“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此句流传一时，使左宗棠名声大噪。后来，此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左宗棠不仅没有受到查处，反而得到了提升。再之后，他入了曾国藩幕府，从此开始青云直上。《异辞录》中说：“左文襄（左宗棠谥号文襄）勋业，以幕客时为始。”此言不虚。
左宗棠入曾幕，与李鸿章一样，都受到曾国藩的器重。曾国藩待他们，官分上下，情同兄弟。早年在湘军，左宗棠驻地与曾国藩大营相距数十里，每次来，曾国藩总要设宴招待，并戏称：“大烹以养圣贤。”左宗棠能吃而善谈，每次来也不把自己当外人。入座则盘杯狼藉，遇到大块肉食，便动手撕扯，大吃大嚼，恣意笑乐，旁若无人。
左宗棠是出名的“杠子头”。凡事爱抬杠，每抬则必争上风。有时，较真起来，怒目而视，仿佛要打架一般。他与曾九、李鸿章等经常抬杠，彼此较起劲来，互不相让，言语冲撞，难免伤及和气。早在曾幕时，李、左之间就不融洽，除了湘皖地域之见外，左宗棠行事张扬，为人刻薄，这也不为李鸿章所喜，但李、左真正不和却始于同治三年（1864年）。
晚清中兴名将，号称曾、胡、左、李。无论年资，还是其他，左宗棠似乎都在李鸿章之上，但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淮军后来居上，李鸿章的地位已有超越左宗棠之势，这让老左心里很不舒服。
金陵会攻，朝廷屡诏李鸿章往援，可李鸿章碍于曾氏兄弟的关系，一边按兵不动，一边南下图浙。这一来，等于把手伸进了左宗棠的地盘，老左岂能容忍？他告李鸿章“越境掠功”，李鸿章当然不承认。两下打起嘴仗，你来我往，怨恨的种子从此便埋下了。
刘秉璋说过，李文忠与左文襄皆当世之英，两强相遇，各不相让，久之遂生意见。此话颇有道理。
有笔记载，一日，某公请客，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来了。席间，李鸿章说：“非翰林不入相。左公伟业盖世，封侯封公，我不敢望，惟有大学士一位，恐怕要让我一筹。” 清制，大学士必由翰林提拔。李是翰林出身，而左只是举人。李鸿章知道左宗棠不服自己，故有此言，意在挖苦老左。
另有笔记称，洪杨之乱后，李鸿章与左宗棠闲谈论功。李说：“你别尽自夸张了，死后谥号不能得一‘文’字。”
谥号，乃死后封号。按定例，非进士翰林出身，不得谥“文”字。这句话同样是在刺挠左宗棠。左闻之默然，半晌无语。
左宗棠一生最大的缺憾就是没能考中进士。他二十岁中举，偏偏此后接连三次会试（考进士）都铩羽而回，不禁心灰意懒。他曾有诗云：“蚕已过眠应做茧。”句中流露了无法排解的郁闷之情。此后，他一见到进士就不舒服。后来，他做了陕甘总督，便重科榜（举人）而轻甲榜（进士）。有进士翰林来见，他大多没有好脸色，言辞中也多有揶揄。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李鸿章的话无疑是在揭短，触到左宗棠的痛处。尽管李鸿章的话后来并未应验，左宗棠死后破格得谥号“文襄”，但在当时李鸿章的话还是让他大受刺激。
左宗棠是个心高气傲之人。他刚明果断，勇于任事，这是他的优点；但他性格要强，为人处世，一味霸蛮，很难与人相处，这又是他的缺点。
西捻军进逼直隶后，李鸿章受到朝廷严责。出现这样的局面，李鸿章认为这都是左宗棠惹的事，他在陕西剿贼不力，结果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不过，鉴于丁宝桢的教训，他决定忍让，主动求和。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他写道：“鸿章此行迫于大义，吃苦受气是分内事。拟再与左公议和，但勿相犯，决不失敬。”
不久，李鸿章进驻山东德州，主动与左宗棠寻求和解，朝廷也令恭亲王协调李、左关系，而此时的左宗棠由于追剿不力，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战法。6月间，漳、卫上游，陡发山洪，运河水位猛涨。西捻军三面遭水，行动困难，被迫徘徊于直鲁边境。左宗棠看到战机有利，开始接受李鸿章“圈制”之策。6月14日，李鸿章与左宗棠在德州桑园会晤，这就是著名的桑园会议。李、左两巨头的携手，带来了直东战场的重要转折。
西捻军的噩运开始降临了。从6月至8月间，湘、淮军利用运河、黄河和大海的长墙工事，对西捻军实施全面围剿。7月14日，在商河之战中，张宗禹中弹负伤。据李鸿章的奏折称，“商河之战，逆首张宗禹自带黑旗队冲阵，被我军枪伤落马，枪子自背后穿小腹而出，贼数十骑扛之而逃，群贼立即纷溃”。
在报告中，李鸿章还写道，他亲自审讯了张宗禹亲兵毛牛儿等人，证实“小阎王”张宗禹“腹受枪伤甚重”。最后，他的结论是：“张宗禹受伤情形甚为确实，既系子穿小腹，似亦万无生理。”
然而，他的话音未落，几天后，张宗禹又出现在济阳*家渡、龙王庙一带，这让李鸿章很没面子。
8月4日，西捻军在商河、乐陵一带遭遇淮军追击，张宗禹率部试图摆脱，但淮军诸将次第追击，并逐步形成合围。战斗从19日一直持续到28日，西捻军突至山东茌平附近的南镇，陷入了刘铭传、潘鼎新、郭松林等几路大军的联手合击。西捻军顽强抗击，直至数千将士伤亡殆尽。最后，张宗禹仅带数十骑突出重围，在高粱地里不知所终。
茌平一战，是西捻军的最后悲歌。此战，他们全军覆没。张宗禹之兄张宗道、其弟张宗先、其侄张正江等全部阵亡，就连他的儿子张葵儿也未能幸免，被官军抓获，只有张宗禹去向不明，众说纷纭。
官方宣称，张宗禹投水而死，其依据是李鸿章的报告。李鸿章在报告中称，民间纷传张宗禹投水淹毙，后来抓获了张的亲随王双孜。李鸿章与袁保恒等亲自提讯。王犯供认，他跟随张宗禹九年，战败当日，张带八人逃至徒骇河边，自知难逃一死，不肯受刑戮之辱，遂令随从七人各自逃命，自己则下马脱衣投水而死。
据此，李鸿章在报告中作出认定，张逆“投水伏诛毫无疑义”。至于尸体没找到，李鸿章的解释是：“惟刻下黄水盛涨，灌入徒骇，深不见底，事隔多日，该逆尸身随水漂流，必已腐烂无从寻认。”
这份报告写于8月25日，即战后十多天。9月6日，李鸿章再次上报，确认张宗禹之死“毫无疑义”。报告称，前审王双孜，王犯供称“逆首张宗禹投水淹毙”。此后又对降贼王结巴亲加研讯，“所供与王双孜相符”。因此他再次认定：“是日(捻匪)全股歼除，张逆亦毙，嗣经各处搜捕并无实在匪踪。”
但是，对于这种说法有人表示质疑。尤其是左宗棠，一直不相信张宗禹投水自杀之说，认为这是李鸿章弄虚作假，贪功求赏。他上疏称，张逆未死，必伏后患。为了抓住李鸿章的把柄，他“多方搜剔”，并派兵四处搜寻证据，这让李鸿章大为恼火。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李鸿章觉得左之所为，完全是出于嫉妒。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他愤愤不平地指责左宗棠，称他是“阿瞒本色，于此毕露”。然而，尽管存在争议，张宗禹的下落始终不明，最后朝廷只能接受李鸿章的说法。《清史稿》等史书也都如是记载。
那么，张宗禹究竟是否死了呢？
学界看法不一，直到如今仍然未有定论。不过，在如今的河北沧州孔家庄却有一座张宗禹的墓碑。据说，张宗禹跳河后并没有死，而是逃到了孔家庄，隐姓埋名活了下来，直到二十年后病死。临死前，他才道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民国版的《沧县志》有如下记述：
张酋败后，逃至邑治东北之孔家庄，变姓名为童子师，后二十余年病死，即葬于其庄，至今抔土尚存焉。其临殁时告人曰：“吾张宗禹也。”
事过一百多年后，有人去孔家庄追访，并发表了《捻军领袖张宗禹下落考察记》一文，载于《齐鲁晚报》。文中记述了张宗禹逃至孔家庄后的生活情形，并配发了张宗禹墓碑的照片。照片上的墓碑孤零零地竖在荒草丛中，显出了几分凄冷。看着照片，不禁让人心生感慨：轰轰烈烈终归平静，尘埃落定，日月依旧。
另据《张宗禹传略》记，张宗禹尚存一子，其后裔如今都生活在皖北故里。
五、刘铭传的无奈
刘铭传最后一次辞官是在公元1891年5月5日，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从他光绪十年（1884年）抵台督办军务始，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被革职离任，前后六年多时间，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辉煌的六年。这六年里，他抗法保台，在台湾全面推行自强新政，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他原计划用十年时间来实现他的宏伟蓝图，可是不到六年，他便不得不辞官离开这块他曾寄以希望、付出极大心血的土地。
刘铭传一生多次撂挑子，史料称他“凡五进，而辞退十有八焉”。这其中大多是托病泄愤，以此表达心中的不满。而这最后一次辞官，却是真正伤了他的心。
刘铭传是合肥西乡刘老圩人，办团练起家，后加入淮军。他家境贫寒，兄弟六人，其排行老六，小时因出天花，脸上留下麻点，故有“六麻子”的绰号。这个绰号听上去很不雅观，但刘铭传并不忌讳。民间相传，有一天，他的夫人陈氏正在作画，刘铭传在一边看得高兴，便提笔助兴，在上面画了一些梅花，并随手题下一首诗。诗云：
圈圈点点又叉叉，
顷刻开成一树花。
若问此花何人画，
大潜山下刘六麻。
俗话说得好，人如其名。刘六麻子生性粗犷，桀骜不驯。年轻时贩过私盐，十八岁时就杀过人。从一些记载看，他长相短小精悍，面色刚毅，声若洪钟。与人相处，从不迁就，稍有不合，便拂袖而去，每逢争执，更是面红耳赤，毫不相让。即便在高官权贵面前，也不失本色，依然故我。李鸿章是他的老上司，对他恩重如山，但他从不巴结，遇到不如意的事，一言不合，照样顶撞。有一次，李鸿章做寿，别人纷纷送上重礼，唯恐落在他人之后，只有刘六麻子按合肥乡俗送上两斤寿面、两条方片糕，并附诗一首：
时人个个好呵泡，
鸡鱼肉蛋整担挑。
惟有省三情太薄，
二斤挂面两条糕。
李鸿章看了，不以为忤，反倒深爱其才，对他多方呵护和提携。据说，曾国藩第一次见他后对他评价甚高。那是淮军刚建军时，领导接见，于是众人在李鸿章的率领下早早来到大帐恭候。可是，左等右等，过了半天，领导始终没露面。在场的人，包括李鸿章在内，都静候于客厅，默默等待。这是官场的规矩，可刘六麻子却耐不住性子，心里的火气直往上蹿。最后按捺不住，终于跳起脚来嚷道：“要见就见，不见便罢，再不来老子就走啦!”
此时，曾国藩正在屏风后偷偷观察。事后，他对李鸿章说：“脸上有麻子者，帅才也!”曾国藩没有走眼，刘六麻子后来果然成了淮军的一员猛将。他勇武剽悍，充满血性，所部之铭军，更是淮军之劲旅。
然而，清代重文轻武，提拔封疆大吏，更是讲究功名。可刘铭传不是科班正途出身，只读过几年私塾，尽管靠战功一路升迁，年未三十而提督畿疆，但在“右文左武”、文人治世的环境下，提督虽然也是一品大员，地位却远不如文官，而且武将当到提督也就当到头了，要由武转文，位列封疆，简直难上加难。虽然李鸿章有心提携他，屡次举荐，均未能如愿。为此，刘铭传意见很大，曾做诗发泄心中不满：“盛朝修文不用武”“文章两字误苍生”“官场贱武夫，公事多掣肘”“武夫如犬马，驱使总由人”……如此种种，可见怨气极大。当然，要说刘铭传迟迟得不到提拔，全怪客观因素那也不对，就其自身而言，责任也不小。
刘铭传作战勇猛，且谋勇兼备，这是他的优点；可他桀骜不驯，粗犷率性，又是他的缺点。这种性格很不适宜官场。官场讲究的是“忍”字，凡事不能由着性子，可刘铭传偏偏是火爆性子，受不得半点委屈。遇事稍不如意，说炸就炸，说崩就崩，还动不动就撂挑子。用李鸿章的话说叫“性不耐官”。李鸿章的幕僚吴汝纶也评价他是“淮军杰出人才”，但“龙性难驯”。
事实也确实如此。同治六年（1867年）底，东捻军被镇压下去，刘铭传作为淮军主力，立了大功，可朝廷功大赏轻，只封他一个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三品)，很多人都替他抱不平，就连曾国藩也认为功赏“相去万倍”。为此，刘铭传极为不满，常在酒后发牢骚。这年冬天，淮军在山东济宁休整，刘铭传便带头撂起挑子，公开上书“乞退”。朝廷令他率部北上，镇压西捻军，他也拒不应命，屡屡以“伤疾并发”为由，请求回乡养病。李鸿章知道他是心气不顺，多次劝他，让他先忍忍，可他就是不听。李鸿章无奈只得答应他的请求，后报经朝廷同意，准其回乡养病。
刘铭传回乡不久，剿捻战局一度陷入被动。由于战事吃紧，朝廷旋即下令取消刘铭传的假期，令其回任。哪知东捻军被平定后，朝廷的封赏依然吝啬，只给了刘铭传一个一等男爵，尽管他立下了赫赫战功。刘铭传气不打一处来，立马上书请求开缺，再次撂起挑子。
不久，天津教案发生。七国军舰云集大沽、烟台一带，扬言要武装报复。鉴于局势危殆，朝廷不得不再次催促刘铭传回任，令其带兵备战。
一年后，天津教案平息，朝廷任命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并授以“专折奏事”特权。这一安排自然是李鸿章保荐的结果。李的用意是以此作铺垫，为他下一步出任陕西巡抚打下基础。可是，刘铭传到了陕西之后，却不听李鸿章的劝告，与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闹起了不和。眼看矛盾越闹越大，清廷便耍起了惯用手法，各打五十大板，这让刘铭传咽不下这口气。不久，便以“脑痛欲裂，坐卧难安”为由，“自解兵柄，养疴田园”。这已是刘铭传第三次辞官，时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
这一次，刘铭传辞官时间最长，前后近十年。这期间，他开始大兴土木，寄情山水。每日与人饮酒、赋诗、下棋，消遣时光。据地方文献记载，刘铭传的出生地原在离刘老圩西北约六华里的四方郢子，后迁至旱庄。这里是刘铭传创办团练扎寨之处。刘铭传辞官回乡后，由于家中妻妾多，人丁猛增，难以安置，便在旱庄西北角建起新居刘老圩，又在六安九公山建了一处别墅——刘新圩。刘老圩依山傍水，面对大潜山，金河水穿流而过，圩基包括水面占地近百亩。四周深濠高墙，设有碉堡、炮台和吊桥，内有亭院楼阁、花园假山、小桥长廊、池塘花木，以及仓库、米房和马库等，规模浩大，盛极一时。圩内还修有一座六角亭，该亭四面环水，石桥相通，专门用来放置西周著名青铜器——虢季子白盘。这是刘麻子打下常州后，从太平天国护王府中缴获的战利品。这件宝物后来成了刘家的传家宝。
刘铭传解甲后，曾撰过两副庙联。一联是：
十载河东，十载河西，眼前色相皆成幻；
一时向上，一时向下，身外功名总是空。
一联是：
万户侯，何足道哉！听钟鼓数声，唤醒四方名利客；
三生约，信非虚也！借蒲团一块，寄将七尺水云身。
从这些诗联中透露出的信息以及他大兴土木、寄情田园的情况看，刘铭传好像已经看破红尘，不再把功名放在心上，实则不然。刘铭传向来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他心雄万夫，志存高远，虽出身布衣，起于行伍，与科举无缘，但书读得并不少。史料说他“少读书，喜奇略”，诸如“医药、壬奇、占候、堪舆、五行之书”，无不涉猎，“尤好兵家言”，可见其所学甚博。他还长于诗文，著有《大潜山房诗钞》，曾国藩为之作序，称其诗有小杜、苏、黄豪侠之风，如同其用兵“横厉捷出，不主故常”。因此，刘铭传虽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但同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报国之志，家国情怀，深入骨髓，渗于血脉。他曾叹曰：“生不爵，死不谥，非夫也!”意思是说，生不封爵，死不加谥，不能算是大丈夫。因此，像他这样胸怀远大抱负之人又岂会看破红尘，把国事置之度外呢？
事实上，在赋闲期间，刘铭传一点也未闲着。他购置了许多西方报刊、译作，同时认真阅读中国史籍，“静研中外得失”，密切关注着国家安危。他的座上宾多是一些思想开明、心怀忧患的高蹈之士，如吴汝纶、马其昶、薛福成、陈宝琛、徐润等。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那段时间，边疆危机纷至沓来，国家并不安宁。每每谈起敌国外患，刘铭传便感到匹夫有责，大志难伸，于酒酣耳热之际，更是按捺不住，情绪激奋昂扬。有一次宴会，他拍案而起说：“公等识之，中国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学校，译西书，以励人才，不出十年，事不可为矣！”
光绪六年(1880年)，伊犁事变发生，西北边陲告急，朝廷用人之际，李鸿章觉得机会来了，便向朝廷保荐刘铭传出山。可刘铭传一到北京，便放了一炮——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立时捅了马蜂窝，引起轩然大波。最后，他的奏折被否定，刘铭传心里窝了一肚子火，既失望又气愤，于是屁股一拍，再次打道回府，过起了隐居生活。
这一过，又是将近四年。直到中法战争爆发，他才又重新出山。
1882年5月30日，法军入侵越南东京（今河内）。越南是中国的西南邻邦，且“久列藩封”，已二百余年。法国的行动不仅是对宗主国的挑衅，而且对中国西南边陲的稳定直接造成了威胁。6月初，清政府出兵越南，中法对抗，一触即发。
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中法两国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直到观音桥事变发生后，战争才全面升级。
观音桥事变发生在1884年6月23日。原先两国交战只在越南境内，观音桥事变后，法军决定开辟第二战场，把战火烧向中国本土。随着局势危迫，朝廷“需材孔亟”，而宿将元勋凋零已稀。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又一次想到了刘铭传。
其实，早在一年前的5月，中法交涉相持不下时，李鸿章就提出起用刘铭传，打算令其调募数营，统带前往粤西，作为后路援军。可朝廷没有马上采纳李的意见。9月间，朝廷指示李鸿章，如法人肆意要挟，和局难保，必须做好开战的准备。
于是，李鸿章再次提出起用刘铭传，称刘主动请缨，表示愿率旧部万人赴越作战。并说当时驻扎在天津的刘盛休，驻防江阴、吴淞的唐定奎、吴宏洛各营，均为刘之旧部，堪称“久经大敌，素称劲旅”。
朝廷闻奏，指示李鸿章“悉心酌度”，并未立即下达任命。转过年来，局势越发紧张。就在观音桥之战发生前两个月，即1884年4月11日，朝廷终于下达了起用刘铭传的谕旨。谕旨云：
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统兵有年，威望素著。前患目疾，谅已就痊。现值时事艰难，需材孔亟。着李鸿章传知该提督即行来京陛见，以资任使，毋稍迟延。
消息一传出，《申报》立即刊文赞扬。声称刘铭传“统兵垂二十年，洵称‘百战宿将’，朝野咸相倚重”，对他出山寄予厚望。
这时候，清政府也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4月30日，朝廷再度下谕，声称“近来越事益急”，“迭谕沿海疆臣妥筹战守”，并特召刘铭传等“来京听候调派”。
1884年6月26日，观音桥事变发生第三天，法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批准建立中国海域舰队，将原来东京分舰队和中国与日本海分舰队合而为一，组建中国海域舰队，由原东京分舰队司令孤拔将军为总司令。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部长裴龙在当日致电孤拔，令其立即率部开赴中国海域。
就在同一天，清政府也发表了对刘铭传的正式任命。谕旨云：
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着赏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为节制。钦此刘铭传终于再次出山了。这是一次历史的选择。在国家和民族的危急关头，沉寂十余年的刘铭传临危受命，肩负起了时代的重任。
1884年7月16日，刘铭传渡台赴任，这已是他第五次被起用了。然而，他不负重望。在前后八个月的时间里，率领台湾军民，抵抗住了法国的进攻，创下了不朽的功绩。而这一切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
众所周知，清政府对台湾的重要性历来认识不足。康熙皇帝甚至一度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加上台湾孤悬大海，远隔重洋，交通隔阻，管理不便，与大陆各省相比一直处于落后蛮荒状态。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随着对台湾的重要性认识不断加深，清廷在对台兵力增加和防务投入上也逐年有所增加，但这些投入与增加，与台湾的实际防务需求相比仍差之甚远。及至中法战争发生，清廷方感切肤之痛，“两宫宵旰忧劳，其时内外臣工，无不以台湾无备为恨”。
刘铭传初到台湾，大战在即，而台湾的装备落后与防卫薄弱让他惊诧莫名。“海防以船为命，无师船即无海防。”可台湾四边环海，澎湖隔海相望，除了四艘年久失修的运煤船外，连条像样的轮船都没有。
基隆乃台湾三大海口之一，如此要塞，仅四座炮台，而真正管用的新炮只有五门，而且无法旋转，仅当一面。此外，其炮台和工事修筑也粗制滥造，不合法度，根本无法作战。法国舰队副司令利士比在派人侦察后，曾致函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部长裴龙，声称占领基隆并不困难，因为它们装备不良，守卫薄弱，仅有五门克虏伯大炮。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据基隆之战后《申报》报道，基隆四座炮台中只有第三座炮台上的五门克虏伯大炮进行了反击，并“将法船击成数洞，坏其烟囱”，其他几座基本没有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