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崩溃（出版书） 第8节
朝鲜开化党成立于光绪七年（1881年），成员以朝鲜年轻的士族为主，领头的人物有金玉均、洪英植和朴泳孝等人。他们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打算借助日本力量实施开化改革，推翻朝鲜守旧势力，摆脱与清朝的宗藩关系，被称作“开化党”。金玉均和朴泳孝等人都是有名的“亲日派”。他们先后去过日本，与日本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日本为了控制朝鲜，也一直在暗中支持开化党。
光绪十年（1884年）十一月间，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人制定了一项秘密政变计划，打算推翻朝鲜守旧派的统治。他们与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进行密谈，得到支持。12月4日，时任朝鲜邮政大臣的洪英植借邮政局举办开业典礼之机，遍邀王公大臣和各国使节出席宴会。当天晚上，受邀贵宾纷纷莅临，唯独日本公使竹添没有到场。这一情况让人感到意外，事后联想起来方知不是偶然，而是有预谋的。
宴会开始后，本来一切正常，可不久便发生了意外。邮署房内突然起火，正在出席宴会的禁卫军大将军闵泳翊闻报出外察看，早已埋伏在院内的伏兵突发而起。接着，枪声大作。伏兵与卫队发生交战。闵泳翊被砍伤，慌乱中向宴会厅逃去。看到闵泳翊满身是血地跑进来，宴会厅内一片大乱。守旧派大臣一哄而散，四处奔逃。这时，另外一路开化党已经冲向王宫。他们从日本使馆获得枪支弹药，而事先安排好的内应也在宫内四处放火，制造爆炸。之后，金玉均等带人乘乱冲入宫禁，挟持国王李熙，谎称清军作乱，请求日军保护。早已做好准备的日本军队立即出兵占领景佑宫。动乱中，十数名守旧派大臣被杀，其中包括闵氏家族成员闵泳穆、闵台镐等。
政变发生后，朝鲜国内立时大乱。拥戴国王和闵妃的势力纷纷起兵勤王，并向清军求援。一些大臣来到庆军军营，“匍匐辕门，抚告哀衷”。清政府的态度相当明确，因为这场政变的矛头是指向中国的，绝对不能允许。朝廷指示留驻朝鲜的庆军统领吴兆有和会办朝鲜防务的袁世凯迅速带兵平息叛乱。六日黄昏，在接到国内指令后，吴兆有与袁世凯率领两千多庆军开赴王宫。在出发前，他们还特地向日本公使发出照会，说明清军将入宫保护国王。
清军出动的消息使朝鲜军民大受鼓舞。许多军民随同前往，高声欢呼。一时间，声势浩大。此时，占领王宫的日本兵并不多。从兵力上讲，清军绝对占优势。但为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吴兆有还是先派员与日方交涉，要求他们撤军，可日方拒不接受，相反不许清军靠近。对峙间，日军突然开枪射击。面对挑衅，吴兆有患得患失，难下决断。一来，他担心还击会伤及国王；二来，他也怕事情闹大了，引发外交事端，无法收拾。眼看事态进一步恶化，袁世凯急了。他向吴兆有分析形势，晓以利害，认为不能再犹豫了，必须马上还击。他说，朝鲜开化党暗通日本，蓄谋已久，他们借助日兵攻占王宫，目的就是要逐王别立，实现亲日远华之阴谋。刻下日军兵力单薄，此时不动，更待何时？
然而，吴兆有还是举棋不定。袁世凯按捺不住，声称战机不可失，有罪在我。于是下令还击。日军退守宫门，袁世凯率数十人发起进攻。据袁世凯的儿子袁炳文说，当时日军向袁世凯开枪，多亏一卫兵眼疾手快，将其推开，结果袁世凯幸免于难，而他身后的卫兵却中弹倒地，一命呜呼。尽管险象环生，但袁世凯并不畏惧，依然“前立不却”，继续指挥部队冲向宫门。眼看战火已燃，吴兆有无路可退，便下令全军投入战斗。由于清军兵力占优势，日军渐渐不支。战斗中，金玉均等开化党首领也纷纷从宫内跑出助战，试图挽回劣势。一片混乱之中，朝鲜王被挟持至城北关帝庙，后被清军迎出并保护起来。此后，清军大举进攻，枪炮齐发。日军抵挡不住，被迫退出王宫，撤向仁川。之后，清军突破王宫，势如破竹，“敌之死伤，市巷枕藉，搜戮叛党，国乱乃定”。在动乱中，开化党首领洪英植等人被杀，金玉均、朴泳孝等逃往日本。光绪十年（1884年），旧历甲申，这一事件在中国史书上被称作“甲申之役”。
甲申之役使日本图谋朝鲜的阴谋又一次泡汤了，而袁世凯在此役中的表现再一次赢得了喝彩。如果说壬午之变他还笼罩在吴长庆的光环下，那么这一次他临危不乱、扶危定顷则在国内得到普遍的赞誉。这也为他日后向上晋升积累了重要的资本。
当然，袁世凯在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的表现也使日本人对他衔恨至深。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公使大岛圭介就下令务必捉拿袁世凯，以报甲申之仇，后因袁世凯装病潜逃，才躲过一劫。
甲午之战后，负责与中方交涉的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次与李鸿章谈到袁世凯，称他是“中国有数人物”，还提醒李鸿章“爱他则重用之，不爱他则杀之”。这段谈话事后见诸报端，袁世凯名声大振。就连袁世凯本人也沾沾自喜，掩饰不住地得意说：“惟有仇人夸奖，身价顿增十倍。”
应该说，朝鲜十二年对袁世凯有着重要意义。这是他崭露头角之地，也是他宦海浮沉的开始。然而，真正让他登上权力巅峰的却是小站练兵。
小站练兵是晚清重要事件，它是中国军队由旧军向近代化转变的一个开始。中日甲午之战，清军以惨败而告终。勇营旧军不堪一击，所谓中兴名将的神话以及人们对旧式军队所抱的幻想统统破灭了。一时间，改练新军之说大盛，朝野上下一片“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改革军制，遂有小站练兵。
小站乃地名，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原为退海之地，同治之前尚属荒芜之地，后淮军屯兵于此，陆续修建道路和驿站。由于这里是大沽以西第五个驿站，习称小站。早在甲午之战进行时，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便受命在此训练定武军，袁世凯接受督练新军的任务后，便接管了这里，拉开了小站练兵的序幕。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开始失势，袁世凯顿失靠山。从朝鲜回来后，他一度被留在督办军务处当差，风光早已不再。他在致其兄世敦的信中抱怨道：“弟自韩归国，除二三挚友外，余都白眼相加。”不过，袁世凯并不甘心就此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很快背着李鸿章秘密进京，四处活动。为了讨好朝中新贵，也为了划清与李鸿章的界线，他开始落井下石，到处放李鸿章的坏水，诋毁他的对日政策如何软弱；从朝鲜撤军如何错误；而战事发生前，他又如何延误战机迟迟未能增兵，等等。在贬损李鸿章的同时，他也没忘了抬高自己，声称自己如何有先见之明，如何提出有识之见，如何忧心如焚，函电交驰，但李鸿章不仅不支持，反而处处压制，使他无法开展工作。为了更有力地说明问题，他还把几个月来与李鸿章等各方面的来往文电、摘要抄了数十份，装订成册，密呈京中要员。袁世凯在做这一切时都是背着李鸿章秘密进行的，以至于很长时间里李鸿章都蒙在鼓里。后来有人指责袁世凯忘恩负义，全然不顾李中堂的提携之恩，可袁世凯却不以为然。因为对他来说，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成了死老虎，变得无足轻重，而他要做的是尽快撇清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
这一着果然有效。不久袁世凯便找到了新的靠山。这个靠山便是军机大臣李鸿藻和荣禄。1895年4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朝野上下要求改革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而军事改革则首当其冲。不久，清政府决定组练新式陆军，消息灵通的袁世凯便多方活动，并很快达到了目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军机处上奏保荐袁世凯出任督练新军的重任。在奏折中，督办军务王大臣对袁世凯评价颇高，中有“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军机，前驻朝鲜甚有声望”等语。奏折上去后，批复当天就下来了。谕云：“据督办军务王大臣奏，天津新建陆军请派员督练一折，中国试练洋队，大抵参用西法，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即经王大臣等奏派，即着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着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
这道谕旨，对于小站练兵是具有历史性的；对于袁世凯来说，也是具有历史性的。据曾在北洋军中出任高级军职的张联棻回忆说，袁世凯最初在小站练兵时，规模并不算大，新建陆军总数不过七千人，但由于当时我国缺乏军事人才，随着腐朽的绿营兵的淘汰，新建陆军就成了一支异军突起的武装。不久，袁世凯又以新建陆军为基础扩编北洋六镇，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出自小站。以后，随着北洋军力量的扩张，小站出身的军人就布满了全国，无形之中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为以后袁世凯篡夺政权打下了基础。
应该说，小站练兵成就了袁世凯，也成就了一个汉人统帅。枪杆子与印把子从来就是连在一起的。小站练兵使袁世凯牢牢地抓住了兵权，而凭借手上的兵权，他也开始一步步攀上了权力的巅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发生。随着变法的深入，帝后两党开始尖锐对立。9月间，形势骤然紧张。一时间，流言四起，说是太后要借天津阅兵，废皇上为庶人，另立年幼的端王之子，并由太后训政。早在这之前，太后已有懿旨，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节制驻扎的近畿陆军聂士成、董福祥和袁世凯部。此举目的当然再明白不过，就是要控制近畿部队，以防范帝党。
西太后的举动使帝党感到大为不安。为了保全光绪，确保变法成功，维新派认为必须争取军队的支持。在当时驻扎近畿的三支军队中，他们进行了比较分析。康有为原先想用驻扎芦台的聂士成，但被认为并不可行。林旭主张用董福祥，而谭嗣同则力主用袁世凯。两人为此还产生了分歧。林旭当时有诗云：
愿为公歌千里草（董），
本初（袁）健者莫轻言。
这首诗是林旭写给谭嗣同的，诗中流露出对袁世凯的不信任。可后来谭嗣同的主张还是占了上风。因为这一主张得到了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大部分维新人士的支持。于是，最后的宝便押到了袁世凯身上。
为了拉拢袁世凯，在政变发生前，光绪皇帝曾两次召见过袁世凯。第一次是9月16日（八月初一）。这次召见“为时颇久，所言皆系国政腐败，必须极力推行新政之语”。谈话进行到最后，光绪问袁世凯：“如果我交给你统领军队的职责，你能忠于朕吗？”袁世凯答：“臣当尽力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枕。”于是，光绪皇帝为之欣然，随即下了一道谕旨，越级提拔袁世凯为侍郎候补。
第二次召见是在9月20日（八月初五），即政变发生前一天。这次召见是袁世凯离京前向光绪皇帝请训。关于此次召见的内容，有关史料出入较大。一种说法是，光绪在与袁氏谈话时，面付朱谕，令他回天津，先到天津督署内抓荣禄，然后星夜带兵入都，围颐和园，软禁太后。为了袁氏执行命令方便，光绪还特地赐他一支小箭，以作凭证。
另一种说法是，那次召见为时较短，光绪只是对袁说：“你练兵甚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这句话听上去似乎别有深意，好像暗示袁世凯，他的军队可以不听荣禄的指挥，至于面授朱谕，杀荣围园，皇上并未说到。
对以上两种说法，袁世凯自己说法不一。他曾公开表示皇上没有面付朱谕，而在给其兄世勋的信中又有“面见皇上，授于密诏”之句。究竟哪一个是实话，不得而知。
至于皇上两次召见，一般认为这是维新诸臣刻意安排的结果。他们是想让袁世凯明白，这件事是有皇上支持的，他尽可放手去干。而对袁氏来说，短短几天竟两次蒙召，实为难得的殊荣。不过，此时的袁世凯也处在风口浪尖，何去何从，必须做出抉择。然而，这个抉择并不轻松。从种种资料分析，袁世凯当时的心情颇为复杂。面对帝后两党，这种站队事关重大，一旦站错了则万劫不复。
9月18日（八月初三）夜，即皇上两次召见袁氏之间，谭嗣同曾来袁世凯下榻的法华寺，与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说，这次谈话的要点是，谭嗣同要求袁世凯率兵救驾，杀荣禄，围颐和园。
谭嗣同说：“皇上有大难，非公不能救。”接着又说：“我想初五奏明皇上，让你初五请训，到时面付朱谕一道，令你带本部兵马开赴天津，见到荣禄，即出朱谕宣读，就地正法。然后，让你代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禄大逆罪状，并封锁电局、铁路，迅速入京，派一半兵马围颐和园，一半兵马守宫，大事可定。”
然而，袁世凯对谭的说法并不认可。因为他手中的新军只有七千余人，而京津董福祥部、聂士成部，加之淮练各军七十多营及北京神机各旗营，力量对比悬殊。哪能那么轻易就“大事可定”？但谭嗣同是皇上身边的近臣，他也不能得罪，只好虚与委蛇，推托说：“此事关系重大，不能草率决定。再说你今夜请旨，皇上也未必允准。”
谭嗣同说：“我自有挟制之法，皇上不能不准。”
事后，袁世凯在给其兄世勋的信中曾说，当我听谭嗣同说到“挟制”二字，立时“不寒而栗”。为何如此？因为挟制，便有强迫皇上的意思。皇权时代，这种事可是大逆不道，一旦败露后果不堪设想。袁世凯当然感到害怕。
后来，谭嗣同为了给袁世凯打气，便拿出了皇上9月14日的密诏给袁世凯看，这更加重了袁的疑惑：一是密诏未用朱笔，而是黑笔所书；二是诏中并没有杀荣围园的意思。对此他提出质疑，谭嗣同解释说，朱谕现在在杨锐手中，这份是林旭抄给他看的，原诏中杀荣围园都写得很明确，云云。
袁克文在《三十年闻见行录》中写道，谭嗣同拿出密诏后，他父亲袁世凯起初沉吟了一下，谭嗣同忽然站起，自袖中掏出短枪指着袁世凯问：“公肯奉诏吧？如肯，望立行，不肯也快说，为什么迟疑？”
说这话时，谭嗣同语调严厉，目光逼人。袁世凯并不慌张，微笑而答：“帝诏怎敢违？不是我迟疑，实是在考虑如何执行。”
谭嗣同听了这话，脸色和语气便和缓下来，也笑道：“我知公忠贞，必无他志。刚才是试公胆量，果然真豪杰也！盼速奉诏行事，免生他变。荣禄这个逆贼奸滑，千万不能被他察觉。大事定后，公富贵不可量也！”
最后，谭嗣同提出与袁世凯共同盟誓。袁世凯从之，两人北向而拜，共同盟誓。
以上文字简直就像一部惊险小说。袁克文为文多夸张，且意在为其父涂脂抹粉。不过，从诸多材料看，袁世凯那天夜里并未拒绝谭嗣同的请求。据《南海康先生传》中说，当谭提到杀荣禄时，袁世凯说：“杀荣禄如一死狗耳！”不过，在具体行动办法上，他提出自己的兵马都在小站，离京二百多里，行动起来，恐走漏风声。他说，最好的办法是，天津阅兵时，皇上驰入我营，我便可以名正言顺诛讨逆臣。
袁世凯这样说，实际上是在应付谭嗣同。事后袁世凯也不否认。他说，谭嗣同是天子近臣，不能得罪，当时只能“多方应付”，先把他支走。9月20日（八月初五），即谭嗣同来访的第二天，在向光绪请训之后，袁世凯已经没有时间再犹豫了。他必须做出抉择，要么站在皇上一边，要么站在太后一边。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必须弄清楚谁是最后的胜利者，而且不允许有丝毫偏差。这是一场真正的赌博，一场拿性命作筹码的赌博。经过反复权衡，他最后把赌注下到了太后一边。接下去便发生了告密的事。
关于告密，袁世凯自己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袁世凯的日记。他说，初五日请训，退下即赴车站。抵天津时日已落，即前往谒荣相（即荣禄），略述内情。这时叶祖珪（原靖远舰管带）等人先后来访，只好约以明早再详谈。次日，他把详情告之荣相。荣相失色，大呼冤枉。是晚，荣相找他去，出示训政之电，方知政变已经发生了。
从日记看，袁世凯初五回津见到荣禄，但向荣禄告密却是在初六。而在初六这一天，政变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政变并非由他告密所致。
其二，是袁世凯致其兄世勋的信。在信中，他说接旨后颇觉进退两难，不奉诏是欺君逆旨，若提兵软禁太后，是助君为不孝，逮捕荣相，是以怨报德。终夜彷徨。此种重大机密又不能与幕友磋商，直至天明，决意提兵入京，见机而行。及抵京师，屯兵城外，孑身入宫，面见皇上，授余密诏，捕拿太后羽党，荣相列首名。余只得唯唯而退。行近宫门，正遇荣相入宫，拦路问余带兵来此何事，弟被逼辞穷，只得以实情详告。荣相立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此非弟之卖君求荣，实缘荣相是余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断送维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过也。
以上两种说法，前后自相矛盾。显然，袁世凯并没有说真话。他始终在为自己开脱，结果前后不一，难以自圆其说。
不过，据台湾学者黄彰健研究认为，袁世凯告密是实，但政变并非由他告密所致也是事实。虽然袁世凯辩解称，他是初六向荣禄报告详情，这一说法可能有假，因为这么重要的事他不可能拖到第二天才报告。但是，政变发生当日，即初六日，太后下的第一道命令是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等，而且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直到三日后，即初九日才下令捉拿策动袁世凯、杀荣围园的谭嗣同。由此推断，太后在政变当天可能还不知道“杀荣围园”之事，否则不会拖至初九日才下令捉拿谭嗣同。因此，政变初六日爆发很可能是太后预定的行动，而与袁世凯告密无关。此说不无道理。
然而，不论告密在前还是在后，告密却是事实，这一点无法改变。尽管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这场豪赌中，袁世凯赢得前途，却失去了道义。这件事在以后很长时间里，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在不同场合里反复为自己辩解，而且每一次的说法都有出入，据说他还修改过他的日记。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自己从耻辱中解脱出来，结果适得其反，越抹越黑。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荣禄的保荐下，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这个结果与他戊戌告密，获得荣禄信任不无关系。几个月后，庚子事变发生了，八国联军打入中国，驻扎在京津一带的清军主力尽数崩溃。荣禄统领的亲兵被消灭，聂士成战死，董福祥溃败，马玉昆和姜桂题的部队也溃不成军。这时候，偏安山东的袁世凯却因祸得福。由于远离战场，他统领的北洋陆军得以完整保存，转眼间便一跃成为清帝国的“第一武装”。
庚子事变的次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袁世凯再次荣升，当上了直隶总督。在此期间，他一再扩军，把原先仅有七千余人的北洋新军先后扩建成六个镇，号称“北洋六镇”。袁世凯的权力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显赫。到了光绪末年，他除了直隶总督这个显要的职务外，还兼差八项：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政务大臣、北洋通商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电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和督办商务大臣。号称“八大臣”，其炙手可热，已无人可比。
随着地位的显赫，危机也越来越大。由于袁世凯的势力增长，已经打破了朝中各方势力的均衡，甚至威胁到亲贵的利益。于是，各方群起而攻。言官交章纠弹，接连不断。御史王乃征在弹劾奏章中指出：袁氏大权在握，举国兵权集于一身，权力已超越户部和兵部，“既历史所未有，亦五洲所不闻”；“其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又有庆亲王从中援手，“枝重有拔本之嫌，尾大呈不掉之势”。大名鼎鼎的梁鼎芬更是措辞激烈，在弹章数落袁世凯“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谄人又能用人，自得奕劻之助，其权威为我朝二百年满汉疆臣所未有，引用私党，布满要津”。最后他还表示，拼死也要弹倒袁氏，自己“但有一日之官，即尽一日之心，言尽有泪，泪尽有血。奕劻、袁世凯若不悛，臣当随时奏劾，以报天恩”。这一来，终于把慈禧这个本来就疑心甚重的女人也弄得疑神疑鬼起来。
《遐庵遗稿》记，有一次西太后召见袁世凯，问他新官制为何迟迟未定，袁回答说各方阻力甚大。太后说：“这怕什么？你有的是兵，不会杀他们吗？”袁世凯听了这话，顿时吓得汗流浃背。这些虽系小事，但从中可见慈禧太后已对袁世凯有所猜忌。尽管从表面上看，袁世凯那段日子尊宠已极，风光无限，但高处不胜寒，他已感到危机四伏，如履薄冰。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一道谕旨将袁世凯内调军机处。军机处是清代最高权力机构，汉人能做到军机大臣便是登峰造极，但袁世凯心里并不高兴，因为官虽升了，实权却没有了，尤其是他苦心孤诣经营多年的北洋军队也被迫交了出去。然而，这还不算是最坏的结果。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光绪帝和西太后先后驾崩，于是，一场真正的噩运终于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公元1908年12月2日，宣统皇帝溥仪登基后，除掉袁世凯的计划便在暗中进行起来。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各种传闻和说法很多，虽然基本事实大致相同，但细节上出入很大。
袁世凯被罢是在公元1909年1月2日。铁良（时任陆军部尚书）之子穆瀛回忆说，他听他父亲讲，那天讨论办袁时，隆裕太后单独召见军机领班奕劻，当时摄政王载沣在一边。奕劻入内后，太后拿出先帝手敕，要求严办袁世凯。庆王伏地不语，太后发火道：“你不说话，是何意？”奕劻赶紧奏道：“请召汉大臣议。”接着又说：“张之洞在值未退。”
太后很不高兴，便斥退庆王，把张之洞召了上来。张之洞向与袁氏不和，太后本以为他会同意办袁，没想到张之洞并没这样做，反倒主张幼主刚刚登基，时局艰难，此时诛杀前朝重臣，恐不利于社稷，不如改为驱逐出京。太后默许，遂有袁世凯回籍养疴之谕。
穆瀛回忆中提到的那份“先帝手敕”，据说是光绪皇帝临终前留下的密诏。他在驾崩前一天晚上交给隆裕太后，隆裕一直藏在身上，秘而不宣，直到宣统登基后才拿出来交给摄政王。据说这份密诏长约三百字，开头是“朕醇贤亲王之长子也，后有袁世凯罪恶昭著，擢发难数，即应斩决”云云。
这种说法流传甚广，但密诏是否存在，一直是个悬案。因为谁也没有见过，就连摄政王载沣之弟载涛也无法证实。他在回忆中说，至于传闻之说，如光绪临危拉着载沣的手，叫他杀袁世凯，又如隆裕面谕载沣杀袁给先帝报仇等等，载沣生前并没有向他说过，或许是他保密的缘故。因此，是否真有其事，他也无从判断了。
不管密诏是否存在，但光绪帝忌恨袁世凯却是事出有因。戊戌年，袁世凯背叛了光绪帝，从而导致百日维新失败，光绪也被囚瀛台凄惨而终。这种仇恨不共戴天。何况还有一种说法，说光绪帝的死也与袁世凯有关，是他在药中做了手脚，害怕光绪死在太后之后遭到报复。这种说法同样没有证据，让人真假难辨。
据宣统皇帝溥仪回忆，他曾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据内务府某大臣的一位后人告诉他，光绪死前不过是一般感冒，他看过那些药方，脉案极平常，前一天还有人看到他像好人一样，站在屋里说话，所以当人们听到光绪病重的消息时都很惊讶。更奇怪的是，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因此溥仪说：“总之光绪是死得很可疑的。如果太监李长安的说法确实的话，那么更印证了袁、庆确曾有过一个阴谋，而且是相当周密的阴谋。”
溥仪作为皇帝，也对这种传闻半信半疑，可见光绪死于谋害的说法影响不小。因此，无论从戊戌旧案，还是从害死光绪的嫌疑来说，处死袁世凯都在情理之中。然而，尽管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有意杀掉袁世凯，但袁世凯最终还是逃脱一死。其中原因很多。最为盛行的说法便是张之洞保奏的结果，诸如上边穆瀛所说。另据胡嗣瑗（曾任翰林院编修）言，他曾见过内阁旧档。原来处置袁世凯的谕旨中用朱笔写有“居心叵测，着拿交法部严讯”等语，但旁边有人用墨笔旁注为“以足疾放归”。这墨笔旁注者便是张之洞。但这类说法并未得到张之洞本人的证实。后来，有人向张之洞求证此事，“张亦不明言”。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袁世凯幸免一死，是时任军机大臣世续“力争”的结果。据说世续在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召见时，极力为袁世凯说情，从而使袁“仅得开缺回籍”的处分。
当然，有保袁的，也有要杀袁的。极力主张杀袁的有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和恭亲王溥伟。他们都力主坚决干掉袁世凯，否则养痈遗患，后害无穷。当然，隆裕太后和摄政王一开始也是赞成的。溥仪回忆说，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一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帮助摄政王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咸丰皇帝赐给他祖父奕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劝阻住了。
这样的结果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其实，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无论是张之洞，还是世续，都不可能左右大局。真正的原因还在于隆裕和载沣过于软弱，这才造成了后来的结果。
据载沣的胞弟载涛回忆说，载沣摄政不久，即下谕罢免袁世凯。据我所知，促成其事的为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善耆主张非严办不可，载沣彼时对袁，也觉得是自己的绝大障碍，同意善耆等这样做，又将谕旨用蓝笔写好（彼时尚在大丧百日之内，不能动朱笔）。其实这种事必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去做，不是可以迁延时日，从容研究的。事后就有人说过，袁每日上朝，仅带差官一名，进乾清门后，便只他单身一人，若能出以非常手段，干了再说，即使奕劻如何有心庇护，张之洞如何危言耸听，亦来不及了。可是载沣哪里有康熙皇帝擒鳌拜的决断和魄力呢?据闻那一道谕旨原文，是将袁革职拿交法部治罪，就袁的方面来讲，已因此有了宽转，结果可以不死了。及至拿给奕劻一看，奕劻模棱其词，张之洞则明白说出什么“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谬大臣”，力为反对。彼时，凡是谕旨非经军机大臣副署不能发表，载沣处此僵局之下，竟自无可如何，变为“开缺回籍养疴”。纵虎归山，自贻后患，善耆等人也只有付之浩叹而已。
至于隆裕太后，载涛的回忆说，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
两位最高当权者如此软弱，其结果必然是患得患失，而朝中的派系斗争和满汉之间的畛域之分，又使处理袁世凯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除此之外，使载沣犹豫不决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顾虑，那就是北洋军的存在。
北洋军为袁世凯一手亲练，清廷对这支武装一直心存疑虑和担心。当时北洋六镇中，除第三镇开赴东北、第五镇驻扎潍坊外，其余四镇都驻扎在京津、直隶一带。其中第一镇就驻扎在北京郊外，其中一个团还直接担任禁廷宿卫。尽管第一镇此时已改由铁良直接统辖，镇中旗兵人数不少，但袁世凯的旧属仍广布其间，且统制何宗莲本人就是老“武备”出身，又系小站旧人。倘若变生肘腋，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不能不说是横亘在载沣心中的一大障碍。据溥仪回忆说，载沣原先要杀袁世凯，是奕劻等一班军机大臣把他阻拦住了。最让载沣不安的是，奕劻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这句话显然把载沣吓住了。
然而，袁世凯当时对这些还蒙在鼓里。当时，他坐立不安，或许已有不好的预感，因为几位军机大臣先后被召入内，唯独把他撇在了一边。这个情况很不正常。他向当值太监探问，谁知这些太监也都支吾其词。直到张之洞入对下来后，说了太后和摄政的意思，让他回去休息。袁世凯这才大惊失色，连声称谢。回到家中，阖府老少更是一片恐慌。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恐有后命赐死，劝他赶紧逃避。袁世凯开始还强撑着不走，后来禁不住家人劝说，连夜去了天津，想从那里搭乘轮船逃往日本。
据张国淦《北洋军阀起源》记，袁世凯到了天津，下榻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直隶总督杨士骧派儿子杨毓瑛前来告之，太老师（毓瑛受业于袁，故有此称）是奉旨穿孝大员，现在擅自脱下缟素，且不遵旨回籍，万万不可。于是，袁世凯又连夜返回北京，第二天便遵旨回籍。
从2号罢免谕旨下达到3号离京，这生死攸关的十几个小时，对于袁世凯来说，简直是惊心动魄，如同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实际上，他的恐惧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自从罢黜谕旨下达，他已逃脱了一死的命运，这从谕旨的措辞中不难看出。谕旨云：
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据知情者透露，这道谕旨原本十分严厉，后经一改再改，已变得相当温柔。不仅没有丝毫贬损老袁的意思，而且还肯定了他过去的功绩。解除职务的唯一理由是他患有“足疾”，而开缺回籍也是出于朝廷的体恤之意。
那么，袁世凯有没有腿疾呢？据袁克文说，他父亲在任军机大臣时，有一次他的十叔祖自家乡来，袁氏向他行跪拜礼，起身时不小心绊了一下，“遂致足疾”，以后一连数月行走都不大利索。时逢两宫驾崩，袁世凯每日进宫哭奠，都要撑个拐棍，到了宫内不准拄拐，则由小太监搀扶。
尽管如此，袁世凯的腿疾并不严重，尔后不久就痊愈了，根本不至于到了需要解除职务的地步。那样说不过是一个体面的理由罢了。至于他的干部待遇实际也未变，用当时的话说叫“原品休致”，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保留原有级别待遇回家休养。袁世凯回到老家后，河南巡抚还专门拨了一营人马作为他的护卫，可见还是相当风光。
应该说，袁世凯是幸运的，他的幸运就在于能够大难不死。然而，对于大清朝来说，却留下了一个致命的祸根和隐患。这已是后话。
八、徐锡麟的血性
徐锡麟就义那一天，是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7月6日。是夜大雨倾盆，昼夜不止。他被带到安庆抚署东辕门外刑场时，披枷带镣、遍体鳞伤，瘦弱的身体和剃光的脑袋透着平静和倔强。
就在几个小时前，由他领导的起义宣告失败。经过严刑拷打和仓促审判，他被处以极刑，但他丝毫也不畏惧。拍照验身时，竟神色自若云：“且慢，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之后仰天而云：“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憾矣。”
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惊人的壮举，历来备受推崇。特别是在就义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更令人肃然起敬。晚清刺杀案件频发，但徐案无疑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从徐锡麟现存的遗照看，他身材瘦小柔弱，而且高度近视，很难想象在他的身上哪来那么大的决心和勇气。
徐锡麟是光复会的重要骨干。他参入该会是在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当时该会刚成立不久。有一次，徐锡麟去上海，住在五马路周昌记。他去虹口爱国女校拜访蔡元培，经人介绍加入了光复会。蔡当时是光复会的会长，而介绍他入会的则是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陶成章。
陶成章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志士，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光复后出任光复军总司令，后被陈其美、蒋介石密谋暗杀。孙中山曾对他高度评价，称他“奔走革命不遗余力，光复之际实有巨功”。徐锡麟与陶成章相识于日本，一度成为密友，后因理念分歧，两人断交不再来往。不过，徐锡麟在参加革命早期却受到陶成章的很大影响，包括他参加光复会也是由陶介绍的。
徐锡麟的思想转向革命是在他第一次去日本之后。其实，在这之前，他已受到新思想和西方科学、传记作品的熏陶和影响，萌生了对现实的不满。《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更是震撼了他的心灵，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热忱。1903年春夏间，日本大阪举办劝业博览会，绍兴府学堂的日文教员平贺深造约他一同前往。这是徐锡麟第一次走出国门。在日本期间，他游览了东京，结识了一些爱国的留学生。当时，东京的革命气氛浓郁，各种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纷纷涌现，十分活跃。时值沙皇俄国侵占我东三省，留学生发起“拒俄”运动，并组织义勇队，准备回国抗击侵略。徐锡麟深受感染。一次，浙江学生为营救章炳麟（因“苏报案”被捕入狱），在牛込区赤诚元町清风亭召开会议。徐锡麟热心出资，赞助其事，受到革命同学的赞誉。在那次会上，他结识了陶成章、龚宝铨，之后在他们的引见下，又与纽永建相见，共谈宇内大势，徐锡麟茅塞顿开，从此坚定地走上了反满革命之路。徐锡麟一生曾三次前往日本，而第一次赴日无疑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次。
从日本回国后，徐锡麟在家乡东浦办了一所小学校，取名“热诚”。这是他与同志数人联手创办的。他在校内倡导新式办学之法，并购买了许多新书和刀剑，开设兵式体操课，每日长途拉练，风雨无阻，并练习枪械和军操。他还从南京请来一位军乐家教授军乐。一时间学校里军乐声声，操声阵阵，俨然有了军队气象。在办学的同时，他还在绍兴开了一家书店，起名“特别书局”，用以传播新译书报。此外，他还常常练习射击，以沙俄侵略者头像为靶子，一日数十次，开枪痛击，用以激励自己对侵略者的仇恨，兼以提高枪法。
徐锡麟的举动引来了种种非议和诋毁，村中谣传四起，有人甚至说他要操纵学生造反。父亲对他的活动也极为不满，多方阻挠并大加训斥。为了避免拖累，父亲还借口他曾过继给死去的伯父为嗣，要他分家另过。不久，他在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副校长）的职务也被罢免。
绍兴学堂副监督一职是徐锡麟去日本前担任的。二十一岁时，徐锡麟考取秀才，之后受聘于绍兴府学堂担任数学讲习，由于表现出色，引起知府熊起蟠的重视，收其为门生，并擢升他为该学堂副监督。1903年，在父亲的督促下，徐锡麟高中副榜（即副贡，举人备取生），但他志向并不在此，相反却热衷于教育之事。然而徐锡麟办教育虽有开通民智之意，但更多则是项庄舞剑，志在革命。他办热诚小学校如此，办大通学堂亦如此。
大通学堂是徐锡麟加入光复会后创办的。当时他从上海回到绍兴，便开始联络会党，策划反清起义。他广交绿林豪杰，遍及绍兴、金华等地。在加入光复会的第二年春，徐锡麟还率弟子数人游访诸暨、嵊县、义乌、东阳四县，穿行于草泽间，尽交豪酋志士。在近两月的时间里，收获颇丰。回来后他对人说：“游历数县结识英雄好汉数十人，知中国尚可为也。”
在积极联络会党的同时，徐锡麟还与陶成章、龚宝铨等创办大通学堂，其目的就是以学堂为掩护，成立秘密据点，搞武装，培养革命力量。
他们的运作还算比较成功。鉴于热诚小学校的教训，在大通学堂开办前，他们就注重打通上层关节，不仅说服官厅批准，而且取得了绍兴知府熊起蟠的信任和支持。经过多方努力，1905年9月3日，大通学堂正式开学，设有国文、英文、日文、舆地、理化、算术、博物、体操等课程，在诸多科目中“尤重兵式体操”。此外，学堂还附设一班体育专修科，专门用来学习军事，以培训各地会党人员。为了防人之口，也为了提高学校地位，徐锡麟巧于周旋，说服知府熊起蟠，由绍兴知府给该学堂颁发毕业文凭，正面加盖官印；开学、毕业典礼，也请官绅主持，并摄影留念。这样就给外界形成了一个官府支持的印象。尽管乡里人言籍籍，污其为强盗学堂，称进出学堂者均为“不羁之人”等等，但最终都未能掀起大的风浪。中国的事只要有官府撑腰，一切好办。由于得到了知府熊起蟠的支持，大通学堂办得顺风顺水。为了提高军训水平，徐锡麟还从富商徐仲卿处筹到银元五千枚，从上海购来后膛九响枪五十支，子弹两万发，真枪实弹地进行训练。晚清对枪枝弹药的购买有严格规定，但徐锡麟通过知府熊起蟠，以军训和办团练之名，得到批准。学校白天上课出操，舞枪弄剑，杀声四起；夜晚则高谈革命，畅言无忌。学校还规定，凡入学者均须加入光复会，毕业后亦受光复会节制。一时间，大通学堂成为光复会在浙江的联络中心和大本营，各地会党和革命同志纷纷前来投奔。
徐锡麟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性格中有着极强的叛逆性。徐家在浙江会稽是一个大户人家。家有田产百亩，并在绍兴开有绸庄和油烛栈。徐锡麟的父亲名凤鸣，字梅生，思想顽固保守。锡麟兄弟姐妹十一人，他是长子。但在诸多兄弟姐妹中，徐锡麟是最不省心的一个。他自幼就个性鲜明，不喜墨守成规。凡过手之器物常常被其毁坏，父亲因此很不喜欢他。据他的亲属回忆说，徐锡麟少年时就爱结交朋友，尤其钦佩古代豪侠，时常舞刀弄枪，学习武艺。一次被父亲训斥后，他一怒之下，竟跟一个和尚跑走了，后来家里费了很大劲才在杭州白云庵找到他。那一年，他才十二岁。此后，家里对他严加看管，不许他擅自外出，让他在家读书。徐锡麟读书十分聪慧，而且专注投入，很快他就对经书、数学以及天文地理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常在夜间观察天象，乐而不眠。他还无师自通，绘制了许多星象图和地图，并自制一台“径三尺”大小的浑天仪用来研究天文。他的好奇心和破坏性，以及叛逆性格一脉相承，这都注定了他不可能安于现状，按部就班地度过一生。
1905年，徐锡麟第二次东渡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很快脱亚入欧，成为亚洲强国。当时，中国很多进步青年前往日本求学，尤其是学习军事。有一天，陶成章来找徐锡麟商量，认为要想推翻清政府，首先得掌握军队。那么，如何掌握军队？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日本学习陆军，然后再打入军队。徐锡麟深以为然。
晚清政府规定，凡去日本学习军事，先要在国内捐官取得资格。于是，他们又找到曾经资助大通学堂的富商徐仲卿，鼓动他出资五万元，为徐锡麟、陶成章、陈志军、陈德毂、龚宝铨等五人捐得官职。之后，徐锡麟又赴湖北，求见其表叔俞廉三，请他代为捐官。
俞廉三，字廙轩，浙江绍兴人，早年在山西做官，由知县而知府，而布政使，治晋十五年之久，“政绩卓然，为全省之冠”，尔后升任湖南布政使、湖南巡抚兼两湖学政。俞廉三素以顽固著称，但对徐锡麟这个表侄却十分友善。他曾多次帮过徐锡麟的忙，包括向安徽巡抚恩铭举荐徐锡麟，否则徐锡麟也不可能受到重用。因此，刺杀案发生后，恩铭大为懊恼，并在口授遗折中称“徐锡麟系曾经出洋，分发道员，思其系前任湖南抚臣俞廉三之表侄，奴才坦然用之不疑。任此差甫两月，勤奋异常，而不谓包藏祸心，身为党首，欲图革命，故意捐官，非惟奴才之不防，抑亦人人所不料。”言语中对俞廉三颇有怨言。
不过，俞廉三显然并不知道徐锡麟是革命党，他对徐的提携也完全是出于族谊，但对于徐锡麟来说，俞廉三的帮助太重要了，包括赴日、捐官。俞廉三亲自致函镇浙将军寿山、清政府驻日使臣杨枢新托付此事。新任浙江巡抚张曾敭原是湖南巡抚，在他前往浙江上任时，路过湖北，俞廉三也再三重托，让他帮助徐锡麟，因此徐锡麟等五人的留学之事便一路绿灯，顺利地办了下来。当然，对于贪婪的寿山，这事也不是白办的。徐锡麟纳贿三千元，换取了他对留学报告的批准。当然，如果没有俞廉三的引荐，徐锡麟即便想纳贿也恐怕不得其门而入。
徐锡麟前往日本是在1905年的冬季。他把大通学堂交给曹钦熙代管，然后束装就道，东渡扶桑。同行者共十三人。
徐锡麟等人到达日本后，虽然得到了日本外务省通商局长石井菊次郎的介绍，但入学计划却一再搁浅。主要原因是陆军留学生监督王克敏对他们横加刁难。王先是认为他们不是军人出身，怀疑他们学军另有图谋；又说他们不是官费生不符合规定。当时，清政府对军事留学生有严格规定，凡留学军事者必须官费，不准私费，而且毕业回国后还得由官府统一分配。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便于控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徐锡麟不得不又通过表叔俞廉三，由他分别致电浙江巡抚张曾敭和驻日使臣杨枢新进行疏通，并以官费名义，同意保送。
然而，官费问题解决后，王克敏又找借口，说他们人太少不能开班，要等奉天的学生来了再一起送学。可是，等到奉天学生到了，王又横生枝节，抓住徐锡麟生得瘦弱矮小、眼睛高度近视等毛病，说他身体不合格，不符合入学标准，将其拒之门外。
由于留学陆军的计划一再受阻，徐锡麟颇感失望。不久，他便回国继续主持大通学堂。徐锡麟回国后曾参与营救章炳麟的活动，但未达目的。为了广结同志和学习军事技术，此后他又与陈伯平、马宗汉等再次东渡日本。
这是徐锡麟第三次前往日本，时在1906年。他们试图进入陆军经理学校，仍然未能如愿。这时，徐锡麟便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陆军学不成，干脆回国谋取警察职务或打入官场，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此后不久，他便回国。那段时间里，他一边主持皖、浙一带的光复会活动，一边开始着手打入官场的计划。这次，他的表叔俞廉三再次帮了他的忙。徐锡麟通过他的关系，先后致函张之洞、袁世凯等权贵要员，并让曹钦熙带信北上，至京、津活动；他还向寿山赠送日本指挥刀，并通过寿山写信给其岳父、庆亲王奕劻，为其说项。总之，采取多种手法，运动权贵，打通关节，“各省督抚无不游说”。
这一年，江苏淮安、徐海一带大灾，饥民遍野。徐锡麟乘机援例加纳捐资，以获实缺。所谓实缺，是指有实际编制的正式官职。徐锡麟赴日本学军前，曾捐道员虚衔，此次出钱赈灾便补得实缺，被分到安徽，以道员候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这一年的冬天，徐锡麟终于拿到委任，前往安徽省会安庆赴任。
光绪十年（1884年）十一月间，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人制定了一项秘密政变计划，打算推翻朝鲜守旧派的统治。他们与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进行密谈，得到支持。12月4日，时任朝鲜邮政大臣的洪英植借邮政局举办开业典礼之机，遍邀王公大臣和各国使节出席宴会。当天晚上，受邀贵宾纷纷莅临，唯独日本公使竹添没有到场。这一情况让人感到意外，事后联想起来方知不是偶然，而是有预谋的。
宴会开始后，本来一切正常，可不久便发生了意外。邮署房内突然起火，正在出席宴会的禁卫军大将军闵泳翊闻报出外察看，早已埋伏在院内的伏兵突发而起。接着，枪声大作。伏兵与卫队发生交战。闵泳翊被砍伤，慌乱中向宴会厅逃去。看到闵泳翊满身是血地跑进来，宴会厅内一片大乱。守旧派大臣一哄而散，四处奔逃。这时，另外一路开化党已经冲向王宫。他们从日本使馆获得枪支弹药，而事先安排好的内应也在宫内四处放火，制造爆炸。之后，金玉均等带人乘乱冲入宫禁，挟持国王李熙，谎称清军作乱，请求日军保护。早已做好准备的日本军队立即出兵占领景佑宫。动乱中，十数名守旧派大臣被杀，其中包括闵氏家族成员闵泳穆、闵台镐等。
政变发生后，朝鲜国内立时大乱。拥戴国王和闵妃的势力纷纷起兵勤王，并向清军求援。一些大臣来到庆军军营，“匍匐辕门，抚告哀衷”。清政府的态度相当明确，因为这场政变的矛头是指向中国的，绝对不能允许。朝廷指示留驻朝鲜的庆军统领吴兆有和会办朝鲜防务的袁世凯迅速带兵平息叛乱。六日黄昏，在接到国内指令后，吴兆有与袁世凯率领两千多庆军开赴王宫。在出发前，他们还特地向日本公使发出照会，说明清军将入宫保护国王。
清军出动的消息使朝鲜军民大受鼓舞。许多军民随同前往，高声欢呼。一时间，声势浩大。此时，占领王宫的日本兵并不多。从兵力上讲，清军绝对占优势。但为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吴兆有还是先派员与日方交涉，要求他们撤军，可日方拒不接受，相反不许清军靠近。对峙间，日军突然开枪射击。面对挑衅，吴兆有患得患失，难下决断。一来，他担心还击会伤及国王；二来，他也怕事情闹大了，引发外交事端，无法收拾。眼看事态进一步恶化，袁世凯急了。他向吴兆有分析形势，晓以利害，认为不能再犹豫了，必须马上还击。他说，朝鲜开化党暗通日本，蓄谋已久，他们借助日兵攻占王宫，目的就是要逐王别立，实现亲日远华之阴谋。刻下日军兵力单薄，此时不动，更待何时？
然而，吴兆有还是举棋不定。袁世凯按捺不住，声称战机不可失，有罪在我。于是下令还击。日军退守宫门，袁世凯率数十人发起进攻。据袁世凯的儿子袁炳文说，当时日军向袁世凯开枪，多亏一卫兵眼疾手快，将其推开，结果袁世凯幸免于难，而他身后的卫兵却中弹倒地，一命呜呼。尽管险象环生，但袁世凯并不畏惧，依然“前立不却”，继续指挥部队冲向宫门。眼看战火已燃，吴兆有无路可退，便下令全军投入战斗。由于清军兵力占优势，日军渐渐不支。战斗中，金玉均等开化党首领也纷纷从宫内跑出助战，试图挽回劣势。一片混乱之中，朝鲜王被挟持至城北关帝庙，后被清军迎出并保护起来。此后，清军大举进攻，枪炮齐发。日军抵挡不住，被迫退出王宫，撤向仁川。之后，清军突破王宫，势如破竹，“敌之死伤，市巷枕藉，搜戮叛党，国乱乃定”。在动乱中，开化党首领洪英植等人被杀，金玉均、朴泳孝等逃往日本。光绪十年（1884年），旧历甲申，这一事件在中国史书上被称作“甲申之役”。
甲申之役使日本图谋朝鲜的阴谋又一次泡汤了，而袁世凯在此役中的表现再一次赢得了喝彩。如果说壬午之变他还笼罩在吴长庆的光环下，那么这一次他临危不乱、扶危定顷则在国内得到普遍的赞誉。这也为他日后向上晋升积累了重要的资本。
当然，袁世凯在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的表现也使日本人对他衔恨至深。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公使大岛圭介就下令务必捉拿袁世凯，以报甲申之仇，后因袁世凯装病潜逃，才躲过一劫。
甲午之战后，负责与中方交涉的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次与李鸿章谈到袁世凯，称他是“中国有数人物”，还提醒李鸿章“爱他则重用之，不爱他则杀之”。这段谈话事后见诸报端，袁世凯名声大振。就连袁世凯本人也沾沾自喜，掩饰不住地得意说：“惟有仇人夸奖，身价顿增十倍。”
应该说，朝鲜十二年对袁世凯有着重要意义。这是他崭露头角之地，也是他宦海浮沉的开始。然而，真正让他登上权力巅峰的却是小站练兵。
小站练兵是晚清重要事件，它是中国军队由旧军向近代化转变的一个开始。中日甲午之战，清军以惨败而告终。勇营旧军不堪一击，所谓中兴名将的神话以及人们对旧式军队所抱的幻想统统破灭了。一时间，改练新军之说大盛，朝野上下一片“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改革军制，遂有小站练兵。
小站乃地名，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原为退海之地，同治之前尚属荒芜之地，后淮军屯兵于此，陆续修建道路和驿站。由于这里是大沽以西第五个驿站，习称小站。早在甲午之战进行时，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便受命在此训练定武军，袁世凯接受督练新军的任务后，便接管了这里，拉开了小站练兵的序幕。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开始失势，袁世凯顿失靠山。从朝鲜回来后，他一度被留在督办军务处当差，风光早已不再。他在致其兄世敦的信中抱怨道：“弟自韩归国，除二三挚友外，余都白眼相加。”不过，袁世凯并不甘心就此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很快背着李鸿章秘密进京，四处活动。为了讨好朝中新贵，也为了划清与李鸿章的界线，他开始落井下石，到处放李鸿章的坏水，诋毁他的对日政策如何软弱；从朝鲜撤军如何错误；而战事发生前，他又如何延误战机迟迟未能增兵，等等。在贬损李鸿章的同时，他也没忘了抬高自己，声称自己如何有先见之明，如何提出有识之见，如何忧心如焚，函电交驰，但李鸿章不仅不支持，反而处处压制，使他无法开展工作。为了更有力地说明问题，他还把几个月来与李鸿章等各方面的来往文电、摘要抄了数十份，装订成册，密呈京中要员。袁世凯在做这一切时都是背着李鸿章秘密进行的，以至于很长时间里李鸿章都蒙在鼓里。后来有人指责袁世凯忘恩负义，全然不顾李中堂的提携之恩，可袁世凯却不以为然。因为对他来说，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成了死老虎，变得无足轻重，而他要做的是尽快撇清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
这一着果然有效。不久袁世凯便找到了新的靠山。这个靠山便是军机大臣李鸿藻和荣禄。1895年4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朝野上下要求改革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而军事改革则首当其冲。不久，清政府决定组练新式陆军，消息灵通的袁世凯便多方活动，并很快达到了目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军机处上奏保荐袁世凯出任督练新军的重任。在奏折中，督办军务王大臣对袁世凯评价颇高，中有“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军机，前驻朝鲜甚有声望”等语。奏折上去后，批复当天就下来了。谕云：“据督办军务王大臣奏，天津新建陆军请派员督练一折，中国试练洋队，大抵参用西法，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即经王大臣等奏派，即着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着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
这道谕旨，对于小站练兵是具有历史性的；对于袁世凯来说，也是具有历史性的。据曾在北洋军中出任高级军职的张联棻回忆说，袁世凯最初在小站练兵时，规模并不算大，新建陆军总数不过七千人，但由于当时我国缺乏军事人才，随着腐朽的绿营兵的淘汰，新建陆军就成了一支异军突起的武装。不久，袁世凯又以新建陆军为基础扩编北洋六镇，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出自小站。以后，随着北洋军力量的扩张，小站出身的军人就布满了全国，无形之中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为以后袁世凯篡夺政权打下了基础。
应该说，小站练兵成就了袁世凯，也成就了一个汉人统帅。枪杆子与印把子从来就是连在一起的。小站练兵使袁世凯牢牢地抓住了兵权，而凭借手上的兵权，他也开始一步步攀上了权力的巅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发生。随着变法的深入，帝后两党开始尖锐对立。9月间，形势骤然紧张。一时间，流言四起，说是太后要借天津阅兵，废皇上为庶人，另立年幼的端王之子，并由太后训政。早在这之前，太后已有懿旨，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节制驻扎的近畿陆军聂士成、董福祥和袁世凯部。此举目的当然再明白不过，就是要控制近畿部队，以防范帝党。
西太后的举动使帝党感到大为不安。为了保全光绪，确保变法成功，维新派认为必须争取军队的支持。在当时驻扎近畿的三支军队中，他们进行了比较分析。康有为原先想用驻扎芦台的聂士成，但被认为并不可行。林旭主张用董福祥，而谭嗣同则力主用袁世凯。两人为此还产生了分歧。林旭当时有诗云：
愿为公歌千里草（董），
本初（袁）健者莫轻言。
这首诗是林旭写给谭嗣同的，诗中流露出对袁世凯的不信任。可后来谭嗣同的主张还是占了上风。因为这一主张得到了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大部分维新人士的支持。于是，最后的宝便押到了袁世凯身上。
为了拉拢袁世凯，在政变发生前，光绪皇帝曾两次召见过袁世凯。第一次是9月16日（八月初一）。这次召见“为时颇久，所言皆系国政腐败，必须极力推行新政之语”。谈话进行到最后，光绪问袁世凯：“如果我交给你统领军队的职责，你能忠于朕吗？”袁世凯答：“臣当尽力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枕。”于是，光绪皇帝为之欣然，随即下了一道谕旨，越级提拔袁世凯为侍郎候补。
第二次召见是在9月20日（八月初五），即政变发生前一天。这次召见是袁世凯离京前向光绪皇帝请训。关于此次召见的内容，有关史料出入较大。一种说法是，光绪在与袁氏谈话时，面付朱谕，令他回天津，先到天津督署内抓荣禄，然后星夜带兵入都，围颐和园，软禁太后。为了袁氏执行命令方便，光绪还特地赐他一支小箭，以作凭证。
另一种说法是，那次召见为时较短，光绪只是对袁说：“你练兵甚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这句话听上去似乎别有深意，好像暗示袁世凯，他的军队可以不听荣禄的指挥，至于面授朱谕，杀荣围园，皇上并未说到。
对以上两种说法，袁世凯自己说法不一。他曾公开表示皇上没有面付朱谕，而在给其兄世勋的信中又有“面见皇上，授于密诏”之句。究竟哪一个是实话，不得而知。
至于皇上两次召见，一般认为这是维新诸臣刻意安排的结果。他们是想让袁世凯明白，这件事是有皇上支持的，他尽可放手去干。而对袁氏来说，短短几天竟两次蒙召，实为难得的殊荣。不过，此时的袁世凯也处在风口浪尖，何去何从，必须做出抉择。然而，这个抉择并不轻松。从种种资料分析，袁世凯当时的心情颇为复杂。面对帝后两党，这种站队事关重大，一旦站错了则万劫不复。
9月18日（八月初三）夜，即皇上两次召见袁氏之间，谭嗣同曾来袁世凯下榻的法华寺，与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说，这次谈话的要点是，谭嗣同要求袁世凯率兵救驾，杀荣禄，围颐和园。
谭嗣同说：“皇上有大难，非公不能救。”接着又说：“我想初五奏明皇上，让你初五请训，到时面付朱谕一道，令你带本部兵马开赴天津，见到荣禄，即出朱谕宣读，就地正法。然后，让你代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禄大逆罪状，并封锁电局、铁路，迅速入京，派一半兵马围颐和园，一半兵马守宫，大事可定。”
然而，袁世凯对谭的说法并不认可。因为他手中的新军只有七千余人，而京津董福祥部、聂士成部，加之淮练各军七十多营及北京神机各旗营，力量对比悬殊。哪能那么轻易就“大事可定”？但谭嗣同是皇上身边的近臣，他也不能得罪，只好虚与委蛇，推托说：“此事关系重大，不能草率决定。再说你今夜请旨，皇上也未必允准。”
谭嗣同说：“我自有挟制之法，皇上不能不准。”
事后，袁世凯在给其兄世勋的信中曾说，当我听谭嗣同说到“挟制”二字，立时“不寒而栗”。为何如此？因为挟制，便有强迫皇上的意思。皇权时代，这种事可是大逆不道，一旦败露后果不堪设想。袁世凯当然感到害怕。
后来，谭嗣同为了给袁世凯打气，便拿出了皇上9月14日的密诏给袁世凯看，这更加重了袁的疑惑：一是密诏未用朱笔，而是黑笔所书；二是诏中并没有杀荣围园的意思。对此他提出质疑，谭嗣同解释说，朱谕现在在杨锐手中，这份是林旭抄给他看的，原诏中杀荣围园都写得很明确，云云。
袁克文在《三十年闻见行录》中写道，谭嗣同拿出密诏后，他父亲袁世凯起初沉吟了一下，谭嗣同忽然站起，自袖中掏出短枪指着袁世凯问：“公肯奉诏吧？如肯，望立行，不肯也快说，为什么迟疑？”
说这话时，谭嗣同语调严厉，目光逼人。袁世凯并不慌张，微笑而答：“帝诏怎敢违？不是我迟疑，实是在考虑如何执行。”
谭嗣同听了这话，脸色和语气便和缓下来，也笑道：“我知公忠贞，必无他志。刚才是试公胆量，果然真豪杰也！盼速奉诏行事，免生他变。荣禄这个逆贼奸滑，千万不能被他察觉。大事定后，公富贵不可量也！”
最后，谭嗣同提出与袁世凯共同盟誓。袁世凯从之，两人北向而拜，共同盟誓。
以上文字简直就像一部惊险小说。袁克文为文多夸张，且意在为其父涂脂抹粉。不过，从诸多材料看，袁世凯那天夜里并未拒绝谭嗣同的请求。据《南海康先生传》中说，当谭提到杀荣禄时，袁世凯说：“杀荣禄如一死狗耳！”不过，在具体行动办法上，他提出自己的兵马都在小站，离京二百多里，行动起来，恐走漏风声。他说，最好的办法是，天津阅兵时，皇上驰入我营，我便可以名正言顺诛讨逆臣。
袁世凯这样说，实际上是在应付谭嗣同。事后袁世凯也不否认。他说，谭嗣同是天子近臣，不能得罪，当时只能“多方应付”，先把他支走。9月20日（八月初五），即谭嗣同来访的第二天，在向光绪请训之后，袁世凯已经没有时间再犹豫了。他必须做出抉择，要么站在皇上一边，要么站在太后一边。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必须弄清楚谁是最后的胜利者，而且不允许有丝毫偏差。这是一场真正的赌博，一场拿性命作筹码的赌博。经过反复权衡，他最后把赌注下到了太后一边。接下去便发生了告密的事。
关于告密，袁世凯自己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袁世凯的日记。他说，初五日请训，退下即赴车站。抵天津时日已落，即前往谒荣相（即荣禄），略述内情。这时叶祖珪（原靖远舰管带）等人先后来访，只好约以明早再详谈。次日，他把详情告之荣相。荣相失色，大呼冤枉。是晚，荣相找他去，出示训政之电，方知政变已经发生了。
从日记看，袁世凯初五回津见到荣禄，但向荣禄告密却是在初六。而在初六这一天，政变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政变并非由他告密所致。
其二，是袁世凯致其兄世勋的信。在信中，他说接旨后颇觉进退两难，不奉诏是欺君逆旨，若提兵软禁太后，是助君为不孝，逮捕荣相，是以怨报德。终夜彷徨。此种重大机密又不能与幕友磋商，直至天明，决意提兵入京，见机而行。及抵京师，屯兵城外，孑身入宫，面见皇上，授余密诏，捕拿太后羽党，荣相列首名。余只得唯唯而退。行近宫门，正遇荣相入宫，拦路问余带兵来此何事，弟被逼辞穷，只得以实情详告。荣相立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此非弟之卖君求荣，实缘荣相是余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断送维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过也。
以上两种说法，前后自相矛盾。显然，袁世凯并没有说真话。他始终在为自己开脱，结果前后不一，难以自圆其说。
不过，据台湾学者黄彰健研究认为，袁世凯告密是实，但政变并非由他告密所致也是事实。虽然袁世凯辩解称，他是初六向荣禄报告详情，这一说法可能有假，因为这么重要的事他不可能拖到第二天才报告。但是，政变发生当日，即初六日，太后下的第一道命令是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等，而且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直到三日后，即初九日才下令捉拿策动袁世凯、杀荣围园的谭嗣同。由此推断，太后在政变当天可能还不知道“杀荣围园”之事，否则不会拖至初九日才下令捉拿谭嗣同。因此，政变初六日爆发很可能是太后预定的行动，而与袁世凯告密无关。此说不无道理。
然而，不论告密在前还是在后，告密却是事实，这一点无法改变。尽管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这场豪赌中，袁世凯赢得前途，却失去了道义。这件事在以后很长时间里，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在不同场合里反复为自己辩解，而且每一次的说法都有出入，据说他还修改过他的日记。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自己从耻辱中解脱出来，结果适得其反，越抹越黑。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荣禄的保荐下，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这个结果与他戊戌告密，获得荣禄信任不无关系。几个月后，庚子事变发生了，八国联军打入中国，驻扎在京津一带的清军主力尽数崩溃。荣禄统领的亲兵被消灭，聂士成战死，董福祥溃败，马玉昆和姜桂题的部队也溃不成军。这时候，偏安山东的袁世凯却因祸得福。由于远离战场，他统领的北洋陆军得以完整保存，转眼间便一跃成为清帝国的“第一武装”。
庚子事变的次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袁世凯再次荣升，当上了直隶总督。在此期间，他一再扩军，把原先仅有七千余人的北洋新军先后扩建成六个镇，号称“北洋六镇”。袁世凯的权力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显赫。到了光绪末年，他除了直隶总督这个显要的职务外，还兼差八项：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政务大臣、北洋通商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电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和督办商务大臣。号称“八大臣”，其炙手可热，已无人可比。
随着地位的显赫，危机也越来越大。由于袁世凯的势力增长，已经打破了朝中各方势力的均衡，甚至威胁到亲贵的利益。于是，各方群起而攻。言官交章纠弹，接连不断。御史王乃征在弹劾奏章中指出：袁氏大权在握，举国兵权集于一身，权力已超越户部和兵部，“既历史所未有，亦五洲所不闻”；“其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又有庆亲王从中援手，“枝重有拔本之嫌，尾大呈不掉之势”。大名鼎鼎的梁鼎芬更是措辞激烈，在弹章数落袁世凯“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谄人又能用人，自得奕劻之助，其权威为我朝二百年满汉疆臣所未有，引用私党，布满要津”。最后他还表示，拼死也要弹倒袁氏，自己“但有一日之官，即尽一日之心，言尽有泪，泪尽有血。奕劻、袁世凯若不悛，臣当随时奏劾，以报天恩”。这一来，终于把慈禧这个本来就疑心甚重的女人也弄得疑神疑鬼起来。
《遐庵遗稿》记，有一次西太后召见袁世凯，问他新官制为何迟迟未定，袁回答说各方阻力甚大。太后说：“这怕什么？你有的是兵，不会杀他们吗？”袁世凯听了这话，顿时吓得汗流浃背。这些虽系小事，但从中可见慈禧太后已对袁世凯有所猜忌。尽管从表面上看，袁世凯那段日子尊宠已极，风光无限，但高处不胜寒，他已感到危机四伏，如履薄冰。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一道谕旨将袁世凯内调军机处。军机处是清代最高权力机构，汉人能做到军机大臣便是登峰造极，但袁世凯心里并不高兴，因为官虽升了，实权却没有了，尤其是他苦心孤诣经营多年的北洋军队也被迫交了出去。然而，这还不算是最坏的结果。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光绪帝和西太后先后驾崩，于是，一场真正的噩运终于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公元1908年12月2日，宣统皇帝溥仪登基后，除掉袁世凯的计划便在暗中进行起来。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各种传闻和说法很多，虽然基本事实大致相同，但细节上出入很大。
袁世凯被罢是在公元1909年1月2日。铁良（时任陆军部尚书）之子穆瀛回忆说，他听他父亲讲，那天讨论办袁时，隆裕太后单独召见军机领班奕劻，当时摄政王载沣在一边。奕劻入内后，太后拿出先帝手敕，要求严办袁世凯。庆王伏地不语，太后发火道：“你不说话，是何意？”奕劻赶紧奏道：“请召汉大臣议。”接着又说：“张之洞在值未退。”
太后很不高兴，便斥退庆王，把张之洞召了上来。张之洞向与袁氏不和，太后本以为他会同意办袁，没想到张之洞并没这样做，反倒主张幼主刚刚登基，时局艰难，此时诛杀前朝重臣，恐不利于社稷，不如改为驱逐出京。太后默许，遂有袁世凯回籍养疴之谕。
穆瀛回忆中提到的那份“先帝手敕”，据说是光绪皇帝临终前留下的密诏。他在驾崩前一天晚上交给隆裕太后，隆裕一直藏在身上，秘而不宣，直到宣统登基后才拿出来交给摄政王。据说这份密诏长约三百字，开头是“朕醇贤亲王之长子也，后有袁世凯罪恶昭著，擢发难数，即应斩决”云云。
这种说法流传甚广，但密诏是否存在，一直是个悬案。因为谁也没有见过，就连摄政王载沣之弟载涛也无法证实。他在回忆中说，至于传闻之说，如光绪临危拉着载沣的手，叫他杀袁世凯，又如隆裕面谕载沣杀袁给先帝报仇等等，载沣生前并没有向他说过，或许是他保密的缘故。因此，是否真有其事，他也无从判断了。
不管密诏是否存在，但光绪帝忌恨袁世凯却是事出有因。戊戌年，袁世凯背叛了光绪帝，从而导致百日维新失败，光绪也被囚瀛台凄惨而终。这种仇恨不共戴天。何况还有一种说法，说光绪帝的死也与袁世凯有关，是他在药中做了手脚，害怕光绪死在太后之后遭到报复。这种说法同样没有证据，让人真假难辨。
据宣统皇帝溥仪回忆，他曾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据内务府某大臣的一位后人告诉他，光绪死前不过是一般感冒，他看过那些药方，脉案极平常，前一天还有人看到他像好人一样，站在屋里说话，所以当人们听到光绪病重的消息时都很惊讶。更奇怪的是，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因此溥仪说：“总之光绪是死得很可疑的。如果太监李长安的说法确实的话，那么更印证了袁、庆确曾有过一个阴谋，而且是相当周密的阴谋。”
溥仪作为皇帝，也对这种传闻半信半疑，可见光绪死于谋害的说法影响不小。因此，无论从戊戌旧案，还是从害死光绪的嫌疑来说，处死袁世凯都在情理之中。然而，尽管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有意杀掉袁世凯，但袁世凯最终还是逃脱一死。其中原因很多。最为盛行的说法便是张之洞保奏的结果，诸如上边穆瀛所说。另据胡嗣瑗（曾任翰林院编修）言，他曾见过内阁旧档。原来处置袁世凯的谕旨中用朱笔写有“居心叵测，着拿交法部严讯”等语，但旁边有人用墨笔旁注为“以足疾放归”。这墨笔旁注者便是张之洞。但这类说法并未得到张之洞本人的证实。后来，有人向张之洞求证此事，“张亦不明言”。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袁世凯幸免一死，是时任军机大臣世续“力争”的结果。据说世续在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召见时，极力为袁世凯说情，从而使袁“仅得开缺回籍”的处分。
当然，有保袁的，也有要杀袁的。极力主张杀袁的有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和恭亲王溥伟。他们都力主坚决干掉袁世凯，否则养痈遗患，后害无穷。当然，隆裕太后和摄政王一开始也是赞成的。溥仪回忆说，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一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帮助摄政王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咸丰皇帝赐给他祖父奕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劝阻住了。
这样的结果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其实，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无论是张之洞，还是世续，都不可能左右大局。真正的原因还在于隆裕和载沣过于软弱，这才造成了后来的结果。
据载沣的胞弟载涛回忆说，载沣摄政不久，即下谕罢免袁世凯。据我所知，促成其事的为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善耆主张非严办不可，载沣彼时对袁，也觉得是自己的绝大障碍，同意善耆等这样做，又将谕旨用蓝笔写好（彼时尚在大丧百日之内，不能动朱笔）。其实这种事必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去做，不是可以迁延时日，从容研究的。事后就有人说过，袁每日上朝，仅带差官一名，进乾清门后，便只他单身一人，若能出以非常手段，干了再说，即使奕劻如何有心庇护，张之洞如何危言耸听，亦来不及了。可是载沣哪里有康熙皇帝擒鳌拜的决断和魄力呢?据闻那一道谕旨原文，是将袁革职拿交法部治罪，就袁的方面来讲，已因此有了宽转，结果可以不死了。及至拿给奕劻一看，奕劻模棱其词，张之洞则明白说出什么“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谬大臣”，力为反对。彼时，凡是谕旨非经军机大臣副署不能发表，载沣处此僵局之下，竟自无可如何，变为“开缺回籍养疴”。纵虎归山，自贻后患，善耆等人也只有付之浩叹而已。
至于隆裕太后，载涛的回忆说，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
两位最高当权者如此软弱，其结果必然是患得患失，而朝中的派系斗争和满汉之间的畛域之分，又使处理袁世凯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除此之外，使载沣犹豫不决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顾虑，那就是北洋军的存在。
北洋军为袁世凯一手亲练，清廷对这支武装一直心存疑虑和担心。当时北洋六镇中，除第三镇开赴东北、第五镇驻扎潍坊外，其余四镇都驻扎在京津、直隶一带。其中第一镇就驻扎在北京郊外，其中一个团还直接担任禁廷宿卫。尽管第一镇此时已改由铁良直接统辖，镇中旗兵人数不少，但袁世凯的旧属仍广布其间，且统制何宗莲本人就是老“武备”出身，又系小站旧人。倘若变生肘腋，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不能不说是横亘在载沣心中的一大障碍。据溥仪回忆说，载沣原先要杀袁世凯，是奕劻等一班军机大臣把他阻拦住了。最让载沣不安的是，奕劻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这句话显然把载沣吓住了。
然而，袁世凯当时对这些还蒙在鼓里。当时，他坐立不安，或许已有不好的预感，因为几位军机大臣先后被召入内，唯独把他撇在了一边。这个情况很不正常。他向当值太监探问，谁知这些太监也都支吾其词。直到张之洞入对下来后，说了太后和摄政的意思，让他回去休息。袁世凯这才大惊失色，连声称谢。回到家中，阖府老少更是一片恐慌。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恐有后命赐死，劝他赶紧逃避。袁世凯开始还强撑着不走，后来禁不住家人劝说，连夜去了天津，想从那里搭乘轮船逃往日本。
据张国淦《北洋军阀起源》记，袁世凯到了天津，下榻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直隶总督杨士骧派儿子杨毓瑛前来告之，太老师（毓瑛受业于袁，故有此称）是奉旨穿孝大员，现在擅自脱下缟素，且不遵旨回籍，万万不可。于是，袁世凯又连夜返回北京，第二天便遵旨回籍。
从2号罢免谕旨下达到3号离京，这生死攸关的十几个小时，对于袁世凯来说，简直是惊心动魄，如同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实际上，他的恐惧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自从罢黜谕旨下达，他已逃脱了一死的命运，这从谕旨的措辞中不难看出。谕旨云：
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据知情者透露，这道谕旨原本十分严厉，后经一改再改，已变得相当温柔。不仅没有丝毫贬损老袁的意思，而且还肯定了他过去的功绩。解除职务的唯一理由是他患有“足疾”，而开缺回籍也是出于朝廷的体恤之意。
那么，袁世凯有没有腿疾呢？据袁克文说，他父亲在任军机大臣时，有一次他的十叔祖自家乡来，袁氏向他行跪拜礼，起身时不小心绊了一下，“遂致足疾”，以后一连数月行走都不大利索。时逢两宫驾崩，袁世凯每日进宫哭奠，都要撑个拐棍，到了宫内不准拄拐，则由小太监搀扶。
尽管如此，袁世凯的腿疾并不严重，尔后不久就痊愈了，根本不至于到了需要解除职务的地步。那样说不过是一个体面的理由罢了。至于他的干部待遇实际也未变，用当时的话说叫“原品休致”，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保留原有级别待遇回家休养。袁世凯回到老家后，河南巡抚还专门拨了一营人马作为他的护卫，可见还是相当风光。
应该说，袁世凯是幸运的，他的幸运就在于能够大难不死。然而，对于大清朝来说，却留下了一个致命的祸根和隐患。这已是后话。
八、徐锡麟的血性
徐锡麟就义那一天，是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7月6日。是夜大雨倾盆，昼夜不止。他被带到安庆抚署东辕门外刑场时，披枷带镣、遍体鳞伤，瘦弱的身体和剃光的脑袋透着平静和倔强。
就在几个小时前，由他领导的起义宣告失败。经过严刑拷打和仓促审判，他被处以极刑，但他丝毫也不畏惧。拍照验身时，竟神色自若云：“且慢，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之后仰天而云：“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憾矣。”
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惊人的壮举，历来备受推崇。特别是在就义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更令人肃然起敬。晚清刺杀案件频发，但徐案无疑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从徐锡麟现存的遗照看，他身材瘦小柔弱，而且高度近视，很难想象在他的身上哪来那么大的决心和勇气。
徐锡麟是光复会的重要骨干。他参入该会是在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当时该会刚成立不久。有一次，徐锡麟去上海，住在五马路周昌记。他去虹口爱国女校拜访蔡元培，经人介绍加入了光复会。蔡当时是光复会的会长，而介绍他入会的则是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陶成章。
陶成章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志士，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光复后出任光复军总司令，后被陈其美、蒋介石密谋暗杀。孙中山曾对他高度评价，称他“奔走革命不遗余力，光复之际实有巨功”。徐锡麟与陶成章相识于日本，一度成为密友，后因理念分歧，两人断交不再来往。不过，徐锡麟在参加革命早期却受到陶成章的很大影响，包括他参加光复会也是由陶介绍的。
徐锡麟的思想转向革命是在他第一次去日本之后。其实，在这之前，他已受到新思想和西方科学、传记作品的熏陶和影响，萌生了对现实的不满。《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更是震撼了他的心灵，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热忱。1903年春夏间，日本大阪举办劝业博览会，绍兴府学堂的日文教员平贺深造约他一同前往。这是徐锡麟第一次走出国门。在日本期间，他游览了东京，结识了一些爱国的留学生。当时，东京的革命气氛浓郁，各种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纷纷涌现，十分活跃。时值沙皇俄国侵占我东三省，留学生发起“拒俄”运动，并组织义勇队，准备回国抗击侵略。徐锡麟深受感染。一次，浙江学生为营救章炳麟（因“苏报案”被捕入狱），在牛込区赤诚元町清风亭召开会议。徐锡麟热心出资，赞助其事，受到革命同学的赞誉。在那次会上，他结识了陶成章、龚宝铨，之后在他们的引见下，又与纽永建相见，共谈宇内大势，徐锡麟茅塞顿开，从此坚定地走上了反满革命之路。徐锡麟一生曾三次前往日本，而第一次赴日无疑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次。
从日本回国后，徐锡麟在家乡东浦办了一所小学校，取名“热诚”。这是他与同志数人联手创办的。他在校内倡导新式办学之法，并购买了许多新书和刀剑，开设兵式体操课，每日长途拉练，风雨无阻，并练习枪械和军操。他还从南京请来一位军乐家教授军乐。一时间学校里军乐声声，操声阵阵，俨然有了军队气象。在办学的同时，他还在绍兴开了一家书店，起名“特别书局”，用以传播新译书报。此外，他还常常练习射击，以沙俄侵略者头像为靶子，一日数十次，开枪痛击，用以激励自己对侵略者的仇恨，兼以提高枪法。
徐锡麟的举动引来了种种非议和诋毁，村中谣传四起，有人甚至说他要操纵学生造反。父亲对他的活动也极为不满，多方阻挠并大加训斥。为了避免拖累，父亲还借口他曾过继给死去的伯父为嗣，要他分家另过。不久，他在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副校长）的职务也被罢免。
绍兴学堂副监督一职是徐锡麟去日本前担任的。二十一岁时，徐锡麟考取秀才，之后受聘于绍兴府学堂担任数学讲习，由于表现出色，引起知府熊起蟠的重视，收其为门生，并擢升他为该学堂副监督。1903年，在父亲的督促下，徐锡麟高中副榜（即副贡，举人备取生），但他志向并不在此，相反却热衷于教育之事。然而徐锡麟办教育虽有开通民智之意，但更多则是项庄舞剑，志在革命。他办热诚小学校如此，办大通学堂亦如此。
大通学堂是徐锡麟加入光复会后创办的。当时他从上海回到绍兴，便开始联络会党，策划反清起义。他广交绿林豪杰，遍及绍兴、金华等地。在加入光复会的第二年春，徐锡麟还率弟子数人游访诸暨、嵊县、义乌、东阳四县，穿行于草泽间，尽交豪酋志士。在近两月的时间里，收获颇丰。回来后他对人说：“游历数县结识英雄好汉数十人，知中国尚可为也。”
在积极联络会党的同时，徐锡麟还与陶成章、龚宝铨等创办大通学堂，其目的就是以学堂为掩护，成立秘密据点，搞武装，培养革命力量。
他们的运作还算比较成功。鉴于热诚小学校的教训，在大通学堂开办前，他们就注重打通上层关节，不仅说服官厅批准，而且取得了绍兴知府熊起蟠的信任和支持。经过多方努力，1905年9月3日，大通学堂正式开学，设有国文、英文、日文、舆地、理化、算术、博物、体操等课程，在诸多科目中“尤重兵式体操”。此外，学堂还附设一班体育专修科，专门用来学习军事，以培训各地会党人员。为了防人之口，也为了提高学校地位，徐锡麟巧于周旋，说服知府熊起蟠，由绍兴知府给该学堂颁发毕业文凭，正面加盖官印；开学、毕业典礼，也请官绅主持，并摄影留念。这样就给外界形成了一个官府支持的印象。尽管乡里人言籍籍，污其为强盗学堂，称进出学堂者均为“不羁之人”等等，但最终都未能掀起大的风浪。中国的事只要有官府撑腰，一切好办。由于得到了知府熊起蟠的支持，大通学堂办得顺风顺水。为了提高军训水平，徐锡麟还从富商徐仲卿处筹到银元五千枚，从上海购来后膛九响枪五十支，子弹两万发，真枪实弹地进行训练。晚清对枪枝弹药的购买有严格规定，但徐锡麟通过知府熊起蟠，以军训和办团练之名，得到批准。学校白天上课出操，舞枪弄剑，杀声四起；夜晚则高谈革命，畅言无忌。学校还规定，凡入学者均须加入光复会，毕业后亦受光复会节制。一时间，大通学堂成为光复会在浙江的联络中心和大本营，各地会党和革命同志纷纷前来投奔。
徐锡麟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性格中有着极强的叛逆性。徐家在浙江会稽是一个大户人家。家有田产百亩，并在绍兴开有绸庄和油烛栈。徐锡麟的父亲名凤鸣，字梅生，思想顽固保守。锡麟兄弟姐妹十一人，他是长子。但在诸多兄弟姐妹中，徐锡麟是最不省心的一个。他自幼就个性鲜明，不喜墨守成规。凡过手之器物常常被其毁坏，父亲因此很不喜欢他。据他的亲属回忆说，徐锡麟少年时就爱结交朋友，尤其钦佩古代豪侠，时常舞刀弄枪，学习武艺。一次被父亲训斥后，他一怒之下，竟跟一个和尚跑走了，后来家里费了很大劲才在杭州白云庵找到他。那一年，他才十二岁。此后，家里对他严加看管，不许他擅自外出，让他在家读书。徐锡麟读书十分聪慧，而且专注投入，很快他就对经书、数学以及天文地理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常在夜间观察天象，乐而不眠。他还无师自通，绘制了许多星象图和地图，并自制一台“径三尺”大小的浑天仪用来研究天文。他的好奇心和破坏性，以及叛逆性格一脉相承，这都注定了他不可能安于现状，按部就班地度过一生。
1905年，徐锡麟第二次东渡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很快脱亚入欧，成为亚洲强国。当时，中国很多进步青年前往日本求学，尤其是学习军事。有一天，陶成章来找徐锡麟商量，认为要想推翻清政府，首先得掌握军队。那么，如何掌握军队？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日本学习陆军，然后再打入军队。徐锡麟深以为然。
晚清政府规定，凡去日本学习军事，先要在国内捐官取得资格。于是，他们又找到曾经资助大通学堂的富商徐仲卿，鼓动他出资五万元，为徐锡麟、陶成章、陈志军、陈德毂、龚宝铨等五人捐得官职。之后，徐锡麟又赴湖北，求见其表叔俞廉三，请他代为捐官。
俞廉三，字廙轩，浙江绍兴人，早年在山西做官，由知县而知府，而布政使，治晋十五年之久，“政绩卓然，为全省之冠”，尔后升任湖南布政使、湖南巡抚兼两湖学政。俞廉三素以顽固著称，但对徐锡麟这个表侄却十分友善。他曾多次帮过徐锡麟的忙，包括向安徽巡抚恩铭举荐徐锡麟，否则徐锡麟也不可能受到重用。因此，刺杀案发生后，恩铭大为懊恼，并在口授遗折中称“徐锡麟系曾经出洋，分发道员，思其系前任湖南抚臣俞廉三之表侄，奴才坦然用之不疑。任此差甫两月，勤奋异常，而不谓包藏祸心，身为党首，欲图革命，故意捐官，非惟奴才之不防，抑亦人人所不料。”言语中对俞廉三颇有怨言。
不过，俞廉三显然并不知道徐锡麟是革命党，他对徐的提携也完全是出于族谊，但对于徐锡麟来说，俞廉三的帮助太重要了，包括赴日、捐官。俞廉三亲自致函镇浙将军寿山、清政府驻日使臣杨枢新托付此事。新任浙江巡抚张曾敭原是湖南巡抚，在他前往浙江上任时，路过湖北，俞廉三也再三重托，让他帮助徐锡麟，因此徐锡麟等五人的留学之事便一路绿灯，顺利地办了下来。当然，对于贪婪的寿山，这事也不是白办的。徐锡麟纳贿三千元，换取了他对留学报告的批准。当然，如果没有俞廉三的引荐，徐锡麟即便想纳贿也恐怕不得其门而入。
徐锡麟前往日本是在1905年的冬季。他把大通学堂交给曹钦熙代管，然后束装就道，东渡扶桑。同行者共十三人。
徐锡麟等人到达日本后，虽然得到了日本外务省通商局长石井菊次郎的介绍，但入学计划却一再搁浅。主要原因是陆军留学生监督王克敏对他们横加刁难。王先是认为他们不是军人出身，怀疑他们学军另有图谋；又说他们不是官费生不符合规定。当时，清政府对军事留学生有严格规定，凡留学军事者必须官费，不准私费，而且毕业回国后还得由官府统一分配。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便于控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徐锡麟不得不又通过表叔俞廉三，由他分别致电浙江巡抚张曾敭和驻日使臣杨枢新进行疏通，并以官费名义，同意保送。
然而，官费问题解决后，王克敏又找借口，说他们人太少不能开班，要等奉天的学生来了再一起送学。可是，等到奉天学生到了，王又横生枝节，抓住徐锡麟生得瘦弱矮小、眼睛高度近视等毛病，说他身体不合格，不符合入学标准，将其拒之门外。
由于留学陆军的计划一再受阻，徐锡麟颇感失望。不久，他便回国继续主持大通学堂。徐锡麟回国后曾参与营救章炳麟的活动，但未达目的。为了广结同志和学习军事技术，此后他又与陈伯平、马宗汉等再次东渡日本。
这是徐锡麟第三次前往日本，时在1906年。他们试图进入陆军经理学校，仍然未能如愿。这时，徐锡麟便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陆军学不成，干脆回国谋取警察职务或打入官场，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此后不久，他便回国。那段时间里，他一边主持皖、浙一带的光复会活动，一边开始着手打入官场的计划。这次，他的表叔俞廉三再次帮了他的忙。徐锡麟通过他的关系，先后致函张之洞、袁世凯等权贵要员，并让曹钦熙带信北上，至京、津活动；他还向寿山赠送日本指挥刀，并通过寿山写信给其岳父、庆亲王奕劻，为其说项。总之，采取多种手法，运动权贵，打通关节，“各省督抚无不游说”。
这一年，江苏淮安、徐海一带大灾，饥民遍野。徐锡麟乘机援例加纳捐资，以获实缺。所谓实缺，是指有实际编制的正式官职。徐锡麟赴日本学军前，曾捐道员虚衔，此次出钱赈灾便补得实缺，被分到安徽，以道员候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这一年的冬天，徐锡麟终于拿到委任，前往安徽省会安庆赴任。